Canary Wharf 的星光

12月中旬，我得到通知，要代表以前在牛津得的香港牛津奖学金（Hong Kong Oxford Scholarship, 去年改名为China Oxford Scholarship），参加英国国会议员（MP, Member of Parliament）Ed及其一行在英国议会的Formal Dinner。讨论的主题是中国的能源外交，尤其和非洲的能源外交，为他们即将在国会讨论的能源议案提供材料。应该说我在投行里做的就是能源业的并购和上市,所以谈谈这个应该没问题；但这通知来太突然，要想符合外交规范的表达我的想法，恐怕还要回牛津找博士专家磨练一番。

于是在圣诞节前一个月最黑暗的Peak Season，我全力挣足表现（比如在Christmas Party上大跌众人眼镜的大跳康康辣舞；凌晨6点抽醒小盹的VP，问要不要多做几张slides……），终于得到了宝贵的五天假期。像逃离正在冒烟的世贸大楼般，我跌跌撞撞的紧抱着行李逃离了Canary Wharf 让人窒息的建筑群，气喘吁吁的爬上了深夜开往牛津的列车。

窗外是黑漆漆的冬日平原，清冷的天空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和Canary Wharf的夜空一样boring。这难不倒我，狠狠闭眼，幻想三秒，狠狠睁开。此时的窗外，是属于我自己的牛津夏夜，风笛悠扬，虫语呢喃，皓月盈盈，繁星满天。蜷缩着傻笑在无人车厢的空旷一角，意识朦胧中我觉得异常的幸福和温暖——终于，我的思想又可以天马纵横，我的灵魂又可以自在呼吸，尽管得到的五天自由是如此短暂，尽管五天后它们还是会被手铐脚镣在高楼森林。

半醒半睡之中，倒是想了一些和议员讨论的能源问题。非洲现在已经成了能源需求旺盛的中国最大进口地，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和矿产，给非洲美元和基建援助。其实在我们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国际贸易。 但因为非洲是欧美的传统领地，中国的介入激起了在西方价值观体系下的激烈批判。

典型的西方论调是说中国的贸易没有附加西方惯用的政治和人权条件，某些无良的非洲政府卖了油给中国，拿着中国给的钱和武器去镇压本国、杀戮邻国的百姓；还有论调说被中国援助的国家是有选择的，只针对有利用价值的富油富矿国，即使是援助名义的项目也全是关系到当地经济命脉的电信、铁路和石油基建，奠定了未来中国对当地经济民生的控制……我清楚在辩论赛上，一方的数据虽然看上去能强有力地支持论点，但一旦审视数据的收集过程，会发现通过巧妙的以偏概全，偷换概念，重新定义，任何相关的、不相关的，甚至相反的事实都可以被包装成强有力的论据。这次回去，就是要搞清楚：究竟数据本源是怎样的？

回到牛津，还没怎么安顿下来，就去了我最favorite的学院图书馆 （见blog：星空穹顶下的小鼹鼠）。可不知为什么，怎么也酝酿不起学生时代饿着肚子静心读书的感觉了。论文阅读进行时，我的blackberry在不停的闪着最新邮件，我的手机在不停的应付最新留言，纽约的conference call，东京的memo meeting，莫斯科的客户追杀……我把Canary Wharf活生生的搬到了牛津的图书馆。当牛津之大，却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时，到底是我变了，还是世界变了呢？

幸好晚上有和国际关系学的Dr.杨老师的会面。2004年在牛津第一次见她时，原以为这个前全英学联主席是个很aggressive的女强人,可事实本人是出奇的nice，对生活对学术都有很深刻的见解，是我在牛津最尊敬的良师之一。

我告诉她我想针对西方的论调，逐一抛出中国的论点。首先是互不干涉原则，只做business，不向非洲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自己已经被西方的政治标尺折磨多年，不愿再强加于他人了。然后关于援助，其实条件好点的非洲国家，如埃及，科特迪瓦，尼日利亚等等，他们的基建已经在这几十年间被欧美给援助过了，这些非洲国家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人权问题国，但欧美却一直睁一只眼闭一支眼，因为他们的石油投资和利益都在那里，谁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而当年剩下的欧美不愿意援助的非洲赤贫国，这么多年来都陆续发现了石油和矿产。欧美看着后悔了，想赶快进入，却发现中国早年在当地援助的石油基建和铁路开始发挥作用，开发出的石油源源运往中国。他们吃不到葡萄，就赶快抛出所谓人权论、阴谋控制论、新殖民论，让中国哽着噎着不舒服。

杨老师觉得我不该把现在的中国在非洲的策略，等同于三四十年前的欧美在非洲的道路。首先，中国对非洲是有非利益的感情的，想当年新中国才成立，一穷二白，联合国能恢复红色中国的合法席位，全靠的是非洲国家的赞成票，中国三年困难加文化大革命，自己都吃不饱还要派建设队、医疗队到非洲，那时非洲可没什么石油回报给中国，两者完全是阶级友谊。所以就算非洲这几年没有发现石油，中国还是会像以前一样援助。其次，是台湾问题，有的国家中国不援助，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石油、没有利用价值，而是因为他们和台湾建交，主权问题高于一切。

话到这里还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于是，基于搜集的完整数据, 总结出“两点基本原则”： 首先，中国在非洲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无可厚非的，凭什么欧美就能做而中国不能做，互不干涉的能源贸易对中对非是双赢； 二是，中非关系是有非利益的感情成分的，这不能和当年欧美的殖民掠夺相提并论。

于是又在图书馆里狠狠泡了三天。周三中午，一套Gieves&Hawkes正装，半瓶发胶，两罐红牛后，勇赴威斯敏斯特议会。然后就见到了下议院议员（MP, Member of Parliament）Ed及其一行。其实上过Ed的网页，得知他从牛津最有贵族传统的学院毕业，保守党实习两年后做了Barrister，然后作到MP，安迪告诉过我这是典型的政界之路。他本人比照片上壮实，矮墩墩的，年轻得让人吃惊。他还告诉我红色的地毯是上议院 (House of Lords）的大贵族Lords们才能走的，绿地毯是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的MP们走的，所以走路要小心。虽然国会里真正有权利的是下议院，但我还是调侃地说：你这样每天都要这样提心吊胆的被歧视，心里好受么？于是他爽朗的笑声让议会的柱子都发颤起来。

然后是切入正题，他告诉我这次Dinner是搜集资料，为即将在国会讨论的能源议案提供理论依据，我是他们邀请的第一个，他们将陆续访谈其他的专家（hoho,我也成专家了……）进一步搜集意见。其实整个Dinner比我想象的要温和很多，他们其实不很清楚中国的情况，在他们的眼里似乎还是一个红色贫穷的中国在拉拢非洲兄弟，我更多的是介绍性质的阐述，反复我总结的“两项基本原则”。Ed认真地听着，不时地插入一些问题来clarify,他的一个助理，一个年轻的剑桥小伙在忙着记录。唉，本以为是电视上那样的议院两党间唇枪舌剑的政治辩论，现在看来over-prepared了。

正当我有点松懈时，Ed冷不丁的问了一个问题，大意是最近某非洲国家因为人权问题，联合国决定出兵干涉，但中国投了反对票，导致行动泡汤，问我该怎么解释。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新闻我没听过，但几年辩论不是白练的，于是装镇静的说：我不清楚这个事件背景，但首先，中国从来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本地政府比外国政府更知道该怎么治国；第二，所谓的基于人权考虑的行动，很有可能是个幌子，我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往往是西方大国的石油利益在当地政府管制下得不到满足，想借人权之机挟持/颠覆当地政府，而得到更优惠的条款，中国不会加入西方的这个游戏……Ed再次笑了，我们的餐桌在笑声中濒临散架。

自我感觉政治知识和素养还是有待提高，尽管已经尽了全力了。我突然想到，如果有华人是国会议员，了解中国，也了解英国，就不用像他们这样到处从零开始请“专家”这么麻烦了。我们于是还聊到了，在英国的华裔占总人口的将近1%，而在600多名下议院议员（MP）里没有一位华人议员，在20，000名地区议员里华人也仅占四人，完全和人口所占不成比例。

我想到的是，华人不爱参政似乎成了一个传统，一方面是因为老一辈华人没有受过合适教育，不懂英语，难以融入社会，这还容易理解；但新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普遍认为挣钱要紧，政治与己无关，也不思投票。华人本来就少，还有快一半不投票，这样怎么能选出合适的华人议员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呢？

还想起前段时间的伦敦华人游行，抗议四年永居变五年的议案。其实如果大家把这游行的时间省下来，认认真真地去投票，选出华人MP来伸张自己的利益，这样几乎是针对华人的议案完全可能通不过，何苦来游行呢。其实还有涨学费等等很多让中国人吃尽苦头的议案，通过投票和华人议员的游说，完全也有商量的余地。

最后Ed似乎很满意。他的assistant 剑桥小伙儿要辞职了，不知是不是也要去做barrister，所以他还需要我帮着做进一步的research，看来我五天的holiday全要被这事儿给占了，看来真得没有休息的命。

道别之后，寒风中我抬头望着玲珑剔透的大笨钟，第一次，流浪多年的我有种想回家的感觉。这家，已不在牛津，那是我的过去,我再也找不到在五百年的图书馆里静心读书的感觉； 这家，也不在这冰冷肃穆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太过遥远，太过缥缈，太过精致，太过高深； 我的家，就在视野远处的Canary Wharf ——尽管在那里，霓虹森林的炫目光彩扼杀了漫天淡淡的星点，无休无止的会议争吵淹没了泰晤士河上悠悠的风吟，但这就是我唯一即能逃离而又能回归的，即能犹豫又能把握的，即能抱怨又能热爱的。只有它，才是我的实实在在的现在。

是的，我从来没有这么渴望的回到Canary Wharf,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的自由，也从来没有如此自信的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睡前倚在窗口，望着咫尺处那个夺目发光的叫Canary Wharf的小岛，第一次发现，原来它的霓虹上空，真的能见到模糊的星点，尽管微弱的闪烁着，仿佛一阵风就能吹灭，但确实淡淡的存在着、微笑着，只要用心去感受，只要用心去发现。

这一幕，我相信，决不是狠狠闭眼三秒再睁开的幻觉。

1．  CFA I 考过，衷心感谢yueyue, Nancy张和小郭的帮助，想吃什么尽管说，哈哈！！！。潜水的过了CFA II 和III的大牛们，小弟以后还需要各位指点，先谢过了。

2．  培训第一阶段已经结束，这一个月非常非常的intensive，所幸培训考试还算理想，未来的同事非常nice和smart。下一个阶段是选组加学习，又是一个月，会更加忙，各位请见谅。

3．  决定先暂停“那些女生教我的事”系列，插播两篇我培训时认识的同事们。第一篇如下，是“追梦的棋童”，但如果你有时间，请先重温 4月2日的Blog“钢琴家安迪”，这两篇文章是互相联系的，单看“追梦的棋童”，可能会有点突兀。

4．  各位，请留言啊！

追梦的棋童

漫长的三个月的培训第一天，早到的我佩着有自己名字的小牌子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像个刚进初中的毛头小孩儿一样，激动的期待着我同桌的到来。因为在培训前我已经Early start 工作了3个月，组里一帮意大利同事恰好都围着我坐，随时随地用他们神秘的母语交流，将我活生生的逼成了神经衰弱，而且已经无意识的在凌晨四点开始用最通俗的意大利语骂人和抱怨工作。所以这次希望我的同桌是能说纯正Posh/Queen’s English的男/女孩儿，让我被无辜污染的粉红心灵得到净化，至少骂人要重拾高雅委婉的英式隐用语。

我同桌的出现让我短暂的失望后刹那又精神一振。失望的是，从他胸前佩戴的名字看，是一个很东欧的名字，看来我想重温英式英语的梦想正式破灭；振奋的是，他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像知识分子，（我有相~当~严重的“恋授癖”， 详见 5月11日 blog“教授保罗”），一身咖啡色的考究西服，打理的中规中矩的咖啡色短发，标志的东欧挺鼻和浅浅的胡茬，咖啡色的镜框后是咖啡色深邃的眼睛。这位帅哥绅士友好的冲我笑了笑，握手完毕，互通姓名。

“你肯定是中国人！”他说。

“嗯，那是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我猜，你肯定是**国人！”我调皮的一笑。

“为什么？”他很吃惊。

“我牛津的室友安迪（详见4月2日的“钢琴家安迪”）跟你是老乡，安迪告诉过我你们国家的几个大姓，你的恰好是其中一个。”我有点洋洋得意了。

“嗯，你对了。”他沉默了一下，“……嘿，我也是牛津的，在 **  College。”

“好学院啊！就在我们隔壁啊……那你肯定该认识安迪吧，他是你们**国牛津学生会的主席！”我情不自禁的老提到安迪，心里暗想世界真是太小了。

“嗯，可能把。”他咖啡色的瞳孔有了点雾气，似乎不想再讨论自己的背景，眼神转向了窗外清晨的Canary Wharf。

“看，多美啊。”他感慨道。

朝阳下，匆匆上班的正装人群成了一条斑斓的河流，在Canary Wharf的钢筋森林里急促而有序的涌动着，和泰晤士河的波光交相晖映。古老的伦敦在此时此地，是如此意外的动感和年轻。

他不爱说话，也不很爱问问题，但一旦问了，就是很难的那种，老师很少能不假思索的答出来。他很随和，而且想法很新颖，跟他天马行空真是享受。家庭作业我和他一个组，本以为我考了CFA I做作业能有点主导权，可他早早就过了CFA I, 正在等CFA II成绩下来；他似乎懂所有欧陆的语言，对德国人说德语，对法国人说法语，对西班牙人说西班牙语，像个自动的语言翻译机。这实在让只懂英语的我非常的汗颜（如果不算骂人的意大利语），甚至在活力四射的朝阳下开始双眼朦胧的怀疑自身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

有一天不知道是谁先发起的，大家开始饶有兴致的用Google Map 的Satellite功能给大家展示自己从小到大呆过的城市实景。轮到他了，他犹豫了一下，先在地图上自己的出生地，然后仿佛需要下很大决心般，顿了顿，然后飞速的介绍了他17岁到牛津前住过的7，8个欧洲国家的不下10个城市，北到赫尔辛基，南到罗马，东从莫斯科到西边里斯本，每个地方都至少呆了半年以上，他能清楚的记住每个城市的细节，甚至能在卫星放大照片中指出自己住过的公寓，简直就是个标准的泛欧公民。我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怪不得他懂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他告诉我们，去的大部分地方，是为了学习国际象棋，还参加过欧洲青年杯的比赛。我对他的佩服又深了一层。可是，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年轻的孩子辗转欧陆的学习呢？是学棋的传统么？

轮到我的时候，我还真有点兴奋，本想自己能给大家介绍我在“神秘的中国”呆过的地方，可是先打开我的出生地，一个川南小城，我却鼻尖冒汗的发现自己从来就不知道它的确切位置；回到我的成长地成都，我再次发现我根本找不到我的居住地所在；再到北京，我费劲全力也找不到自己的校园宿舍……同事们有点诧异，换言之，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找不到自己过去的人……

这个被一次次确认的事实让我有点郁闷，像淡淡的涟漪一圈一圈的反复恼着沉睡的砾石岸边。那一刻，我突然有点憎恨自己漂泊的生存状态，开始有点质疑这种流浪的生活方式。可是，当我们无奈的发现早以习惯了每天醒在不同的城市，早已习惯了故交新知聚散天涯的感伤，这就注定了心的指针不允许我们驻足停留、蓦然回首。然而，心的列车，何时才能日夜兼程，抵达明月清风的终点驿站？心的白帆，何时才能殆尽风浪，泊回海鸥呢喃的归航码头？……他注意到了我的沮丧，很少谈及自己过往的他告诉了我他的故事。

原来，他的家族是以前他们国内的一个赫赫有名的红色贵族，东欧剧变后，他的家族开始了在欧洲的政治逃亡。那年，他才7岁，只记得突然有一天在凌晨被突然叫醒，紧张的叔叔姑姑们带领自己和家族的孩子们，离开了熟悉的住所。 可以想象，透过车窗，懵懂的他抱着棋盘，在星光中回望自己即将永别的家园和童年，而从此，一个完全未知的如深夜般漆黑的未来，不由分说的向一个7岁的无辜棋童，迎面撕裂般呼啸而来。先到的巴黎，但还没安顿下来，家族存款被银行冻结，家族产业被法庭传讯，一切境况一天天的雪上加霜，所以只好又分了几拨，向南欧和西欧逃离。

但即使在这样悲壮的时刻，这个没落贵族依然保持着内心的骄傲和优良的教育传统，不管在哪个国家颠沛流离，他和姐姐一直在当地最好的学校继续着最严格的国际象棋训练，从格鲁吉亚到法国，搬到哪里就学到哪里。他也一直非常争气，从9岁起，每次参加比赛就从来没有空手而归的时候。我Google过他的名字，他有高得吓人的积分，参加的每次European Youth Championship 赛上都是前10名，更别提一串串的小锦标赛的冠军。可他有点烦恼的是，每次比赛，他不知道自己究竟代表哪个国家。他的家族早已被驱逐出境，而新的西欧国籍虽然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但他从小就知道，那不是他的所在。真正魂绕梦牵的祖国，早已被定格在这个棋童7岁那年星空下的回眸一瞬，即使盘旋在塞纳河畔的梦之边，即使流浪在科隆教堂的塔之巅，任凭岁月的流逝，依然铭记如新。

家族的产业依然还在缓慢的恢复，而他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慢慢的懂得了该分担家族的重任。他在赫尔辛基做过最卑微的图书馆助研，曾在巴黎同时兼顾5个顽皮孩子的数学家教以糊口。后来家境逐渐稳定，他终于插班读上了英国著名的寄宿公学，并以全A的成绩考入了牛津，并被录取进了最好的学院之一。而现在，这个有故事的年轻绅士，就在Canary Wharf 的高楼，在落笔沉思的一瞬，轻扶着浅浅胡茬的下巴，咖啡色迷雾般的双眼，静静地坐瞰着窗外的日月斗转，沧桑变幻。

谁能想象，在那温文儒雅的外表下面，居然是这么多、这么多惊涛骇浪的故事！突然我又想到了钢琴家安迪。他们的背景很相像，同样的国家，相仿的年纪，连在牛津的学院都挨着；但经历又是那么的让人感叹唏嘘：一个是得江山的蒸蒸日上的转型资产阶级，一个是被驱逐出境的没落红色贵族；一个是一帆风顺、英气逼人的张扬才子，一个是与命运抗争，坚定内敛的沧桑游子……可以想象当两人无意间在牛津的图书馆面对面的偶遇，新天地的主人和旧世界的过客灵魂火花的碰撞，那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但有一点共同的是：他们都在少年起开始直面命运的挑战。我们的钢琴家已决然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满负责任感地准备扛起千秋大任；而我们的棋手虽然失去了祖国，但得到了命运最慷慨的馈赠——勇气、抗争、坚持，还有事业……

他告诉我，他一直以为象棋是他的全部，但每次接过奖杯时，他才明白，心中是自己的祖国，一直支持他熬过这些流浪岁月，尽管从7岁起，他就再也不能够回去。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有关找不到过去的郁闷是那么的幼稚和肤浅。我有我的国家，我有我爱的工作，我有我的人生理想，在流浪中坚持信念，就算是世事再变迁，未来再无常，也有足够的勇气，为梦想而战。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培训第一阶段结束了，他和我几门考试都考得不错，决定好好的放松一下，就到了Canary Wharf 背后的一条酒吧街。几扎啤酒，倚栏而坐，隔河相望，Canary Wharf像透明的钻石宫殿小岛，被波光粼粼的泰晤士河荡漾围绕。

培训下一个阶段，就是要选填行业组的志愿了。我很兴奋，银行、能源电力和消费品是未来中国投行业务的快速增长点，我的志愿就集中在这几个，以后能把这些行业知识和相关并购上市的运作方式带回中国。他也觉得很有道理。

“对了，你想选那个组？”不胜酒力的我舌头有点不受控制了。“我知道你们那里的石油和煤矿业很丰富，银行业也开始向西方开放了，而且你又是native speaker, 要是能把这些行业的运作方式带回去该是多么……”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很愚蠢很伤人的错误，一个人的伤疤被我无心又无情的重重揭开。

“对不起，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有点手忙脚乱了。

“嗬嗬，没关系……”他浅浅的小饮一口，咖啡色的眼眸逐渐朦胧起来，和平时一样，他又恢复了沉默。他慢慢的作了一个很酷的模仿相机照 Canary Wharf 全景的姿势，突然鱼跃起身，隔着泰晤士河对着Canary Wharf 大喊：“总有一天，我把这里学到的都带回去！是的，我——会——回——去——的！……”

夜深了，Canary Wharf 晶莹的夜景，已和泰晤士河混为一体，斑斓地荡漾流动起来。而此时此刻，在我的眼里，它不再仅仅是建筑群，它正承载了一个棋童在7岁那年星空下升腾的梦想，从格鲁吉亚修道院般的象棋学校，到赫尔辛基最偏远的破旧图书馆，棋童追梦的历程从不因多舛的命运而停歇；尽管也曾迷茫于三餐不济的流亡岁月，尽管也曾苦恼于身份错位的棋手生涯，但痴心不改，眷恋依旧；而当千帆驶过，风云散尽，这梦想更加坚定，哪怕用尽一生时光，哪怕不惜一切代价……

我闭上了眼睛，感受着微醺的泰晤士河晚风的安抚；此时的我们，静止定格在了身后 Canary Wharf 霓虹闪烁、人行匆匆的流动画卷中……而此时此刻，在这些透明的摩天高楼的亿万个窗口里，不知道有多少故事正在被重新追溯，有多少梦想正在努力实现啊……愿上帝，能让所有努力追梦的人，最终圆梦吧。

不好意思，似乎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组织语言了，自我感觉有点粗糙，见谅见谅，以后会扩展修改一下。这一篇其实不仅仅是二号女生，更是一个团体，希望失去联系的以前星星擂台的同学能够看到并联系上。 

二号女生

不知还有谁能记得住“星星擂台”全国高中生电视百科知识竞赛？96年起它在全国播出，来自京、沪、广东、四川和辽宁5省市的高中生们，一轮一轮被变态的数理化生物天文历史之类的题折磨，通过周赛，月赛，再到最后的决赛。

高二那年我很无辜的被我的高中派去参加98年那季“星星擂台”。接到这消息时吓得差点大小便失禁，因为我当时理科试验班的同班同学All Wrong，已经在97赛季代表我们省参加了比赛，拿到了总决赛的季军。所以这次学校下命令，决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可是All Wrong同学从小就是数理化神童级的人物，我打死都不能跟他比的阿。一想到这个，就失眠的厉害。

然后就是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到了北京；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各个省市的高中生佼佼者们。我发现他们都爱博览群书，独立思考，尽管才高二，都有了初步的人生目标。记得当时上海的小汪告诉我，他正在看当时还不普及的Delphi编程语言，想成为一个划时代的电脑工程师；张哥三句不离生物和遗传，立志要成为一名生命科学家，还要成立一家跨国生物医药企业；小樊，这个军人的后代，立志成投身于高科技国防事业；帅姐，想和她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最顶尖的医生。

相比之下，我就是个自由散漫的爱读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闲书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太明确的人生目标，虽然间歇性的会做白日梦般想成为萨特或斯蒂芬茨威格那样的作家（现在看来，作个穷讲师，或类似于写Sex and the City这样的Columnist补贴家用更符合我当前的职业梦想……）。本来一直忧心忡忡自己的准备不够充分，做梦都在看题，现在看到了这鸿沟般的差距，很快心态就放平了，知道外面的世界比输赢更重要。

然后，我们遇到了二号女生。我们都很惊讶她也是比赛选手，因为在演播大厅里，她的容貌、气质和谈吐，丝毫不比北京电视台的女主持逊色。而且都觉得很眼熟，原来她就是当时一个风靡全国的中学生刊物的封面人物。更意外的是，大家都是来自闻名全国的名牌高中，而她，来自于一个尽管也是很有名的师范学校，但却是不能参加高考的。她比我们都大，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本来成绩一直不错的她不愿意给家里添负担，便拼尽全力考上了他们省里最有名的公费师范，演讲，钢琴，主持和绘画都是自学的，已经小有名气。她的梦想，是家里没有负担的时候，去国外读大学，成为另一个杨澜，有一个自己的电视节目。我听着她的传奇经历，很是佩服。但同时也有点隐隐的担心，她没有学过理科方面的东西，而在这个比赛里是致命的啊。

在北京电视台演播大厅，首先是录的是二号女生他们第一组的周赛，而我在第二组。当时我们即将比赛的选手都和观众坐在一起。闻着摄影棚特有的橡胶味道，我的心开始紧张的作钟摆运动。当时我们一直看好他们组的小肖，他绝对是个百科全书，而且人还帅（之后他在清华竞争惨烈的男女比例20：1的某专业里成了当仁不让的头号班草）。第一轮常规题，他顺利的答出了显隐性的遗传题和柴科夫斯基的音乐辨识题，而二号女生不是很走运，抽到了白矮星的天文题和海底火山成型题，都没有答对。

然后是抢答题。二号女生抢到了一道希腊历史题和中国民族乐器题，名次到了第二。到了中段，突然有了一道很怪的题。当时的场景是一个燃烧的蜡烛，被一个有特殊角度的玻璃板挡着，问吹烛者在一定的角度限制之下，该怎么吹才能把蜡烛吹灭。当时全场观众开始骚动起来。是啊，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谁都觉得这容易得不能再容易，闭眼一吹就了事了；可现在，在足足3亿的电视观众面前，又是在答不对就扣分的抢答环节，谁敢不假思索的冒这个险呢？万一有高深的trick在里面呢？观众席上我的脑子里已经开始计算角度了，数学天才小汪抿抿嘴，已经迅速的拿纸打草稿了，张哥双目圆睁，好像都已经有答案了……

就在这时，一声清脆的抢答铃声响起来了，我一看，是二号女生！正在我怀疑她是不是错按了铃时，她已经离开自己比赛的站台，径直走向了蜡烛，站定了，深呼吸一把，按照要求的角度重重一吹，蜡烛奇迹般的应声而灭。在我们的困惑中，观众席上忽然掌声雷动，二号女生赢得了关键的10分，追平了小肖。虽然在最后的风险题环节，二号女生还是惜败给了他，但是，对一个文科师范生而言，第二名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

下一组就该是我了。二号女生一脸欣慰的笑容径直走向了我们。祝贺过后，我很好奇地问她：你真的是把角度计算出来才吹的么？她自信的一笑，说：不，我算不出来。但我想，既然在日常生活里人人都敢试试，为什么比赛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呢？机会从来不会送上门，我要自己去碰。

她还是那么沉稳的说着，我的思维有一种被点燃的感觉：对啊，从小我们就被灌输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大脑，所以一辈子都在战战兢兢的准备着，就怕未来为了突然到来的机遇而手忙脚乱；可什么时候才叫真的准备完毕？没有！永远没有100%的准备完毕！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换一个角度，主动地倒过去寻找，去挑战“机遇”本身呢？就像这比赛，与其老忧心忡忡还有哪些书没看完，还不如就勇于按下按钮，逼自己去思考、去回答；人生又何尝不是呢，与其老借口说自己能力不够无法胜任，不如就勇于说no problem，逼自己去grow up、去竞争……

她的话让我神奇般的进入了“圣战”的状态。半小时后，我们这一组周赛开始正式开始。我们这组有小樊同志和帅姐，都是非常让人敬佩的对手。几千瓦舞台的灯光烤得我汗水直滴，我眼前是黑压压的观众群和三台坦克般的摄像机。但我心里从来没有这么平静。常规题，我答对了萨特和加谬的在存在主义上的区别和神经系统的分布，暂时第一；抢答题快结束时，小樊拿出了军人的气势，抢到了古典音乐和名画辨识，我落到第二。最后一道抢答题，是一道有趣的动手题，给了我们一个长方体的装满水的容器的长宽高，让我们留下水的几分之几，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想也没想，就直接抢答了，在走向容器的10米路程中，我的脑细胞经历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燃烧过程，就在短短的几秒里得到了答案，我也拿到了关键的十分，和小樊并列第一。

最后的风险题，我再次走出了冒险的一步，想也没想，就直接选了风险最大的50分题，抽到了齿鲸和须鲸类的一套组题，正是我拿手的生物题。当主持人旭东告诉我全部回答正确，紫星获胜的时候时，不记得佩戴紫色星星的我自己根本没缓过神来，全场掌声雷动，三个炮台一样的摄像机突然全转向我，我才知道，我是周冠军……

小汪在下一场也得了周冠军。散场后我们在观众群里找到了她，她很有风度的微笑着祝贺我们。可我忘了告诉她，正是她的人生态度，瞬间改变了我的比赛，甚至将改变我的人生。在随后的月赛上，我第二，小汪第三；月赛附加赛上，我还是第二，尽管最后总排名第六，没能进入前五的总决赛，也没能超过同班All Wrong总排名第三的成绩，但我知道，这是我最好的结果。而且，一个新的主动创造机遇的人生态度，从此时，慢慢的成型，生长。

上飞机回家前，我们几个省市的选手都互通了联系方式，但那时互联网还没有什么普及，大家都留下的是学校的地址。我给她寄去了我攒了一年的《演讲与口才》，她回寄了我们所有选手在故宫的合照。毕业之后，就失去了联系……

8年过去了，我们都长大了。小汪后来考上了复旦计算机系，果真用Delphi语言发明了Winamp上的歌词显示系统，现在美国读博；张哥后来成了高考省状元，从北大生物到耶鲁生命科学PhD，正逐步实现当年生命科学家+企业家的理想；帅姐现在是协和医科大学的博士，即将成为和她的父亲一样的最顶尖的胸外医生；小樊考入了中国最好的陆军学院，要成为最帅的科技骨干；……而失去联系的她呢？是不是正在为自己杨澜第二的梦想奋斗着？是否还能记得住我们这帮萍水相逢相互鼓劲的朋友们？……

去年九月回国办完事，我打的到机场准备回伦敦。车遇红灯停了一会儿，窗外，我无意看到了报栏上的一期广播类的杂志，封面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脸孔和大标题的访谈。当车发动时，我才猛然想起来，这不就是二号女生么？还是那么有春风般笑意的名字，还是那么坚定而又自信的眼神。她又成了封面人物！她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栏目？我激动得猜着，仿佛又成了当年16岁的高二小孩儿。

车行驶在了初秋的北京高速公路上，我疲惫的瘫在后座,而记忆还在止不住的燃烧着……这个节目后来改名为三星智力快车，成为北京电视台的经典节目；主持人旭东从当年一个才毕业的青涩大学生成了如今北京电视台的台柱；而我们短暂相聚后，天各一方……

氤氲的雾气悄悄染透了我的镜片，朦胧中，高速路旁的杨树林，在北京秋天阳光里渐渐模糊、远退；暖暖的树影，在膝前潺潺的流动着，如斑驳的回忆般转瞬而逝。回顾那段岁月，我突然意识到，一帮五湖四海的高中生们，恰好在理想萌动的季节，在这个“加油站”，互相影响，互相鼓励；这短暂的聚会，受益终身。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过联系，大家都怀着早年的信念，正在不同的大洲，不同的行业，打拼实现着自己当年无限憧憬的梦想。我只想说：

各位，珍重！

Life is short, let's keep moving on!

那些女生教我的事（系列）

我想写一个“那些女生教我的事”和“那些男生教我的事”的系列，学学蔡康永的格式，用编号来匿名代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女生和男生。所谓“教我”，不仅仅是给过我感悟和帮助，能让我感动，能让我记住，就是教我。大家看看喜不喜欢吧。

一号女生

第一次知道她的存在时，大一军训刚过。我当时很撞狗屎运的在大一学生会当个官，为了政绩办了一个新时代青年军训汇报这类老掉牙的征文比赛。记得当时带着他们学习部审初稿，笑得死去活来。征文有赞美猪食般的馒头和榨菜的；有绝望表达对军队洗衣妹暗恋的；还有深刻剖析教官变态虐待欲望根源，并哭喊着还想再要一次的；还有干脆讲自己半夜和军队班长出来偷瓜，最后升华到军民一家亲的……

她文章的出现，狠狠的震撼了我们。她的主题是教官们的命运，说他们是被时代遗忘的蒲公英，虽被风漫无边际的吹着，但一旦扎下根来就是社会的重心所在。最后我们选送到了中文系的教授评审团，不出意料的，她得了第一名。

第二次是学校的一次民间演奏会。那是一个有了凉风的初秋夜，硕大的月亮被夹在了两栋宿舍楼间。月亮下，是楼间篮球场上临时搭的舞台。那天乱哄哄的，放眼望去全是拖鞋和白背心的新鲜人，空气里揉着饭香和开水房的味道。大家在忙不迭跌的借机找寝室联谊，攀老乡关系。

只记得几首不知所谓的摇滚后，一个恬静的短发女生一袭白衣的登台了，手里是一把吉他。我以为她要演奏民谣，没想到她演奏的是古典吉他。明月清风中，喧闹的篮球场上鸦雀无声，这流水般的琴声恰到好处的安抚了大一的浮躁和迷茫。随后大家喧闹如初。她默默的收拾好吉他，把头发缕到耳后，消失在了人群中，仿佛就从没来过。 

第三次，我已经通过别人知道了征文冠军和古典吉他家是同一个人了，所以在学校演讲团的训练时见到她，一点都不惊讶。当时我学生会外还兼带辩论队，很想四处挖人（所以演讲团长见到我就像带鸡崽儿的老母鸡见到了鹰），就满怀自信的过去问她想不想加入，没想到她当场拒绝了。她说，辩论是为了说服别人，演讲是为了感动自己，还不假思索用了好几个排比句来表明演讲比辩论高不知几个层次，所以就算了。 

我被据的一愣一愣的，咬牙切齿的有种上当的感觉，原以为她文静内秀，超凡脱俗，现在看来，旁征博引，避重就轻，偷换概念，就是个典型aggressive的辩手嘛，哼哼。后来才知道，她是辩论腻了,想换换口味了。后来发现她还在学生会隔壁的广播台作他们专业的节目，后来校园歌手大赛我们在预赛时一先一后进的复赛，也都有去北图的习惯，社交圈也重叠的太多，一来二去，我们开始成了好朋友。

你知道吗，你有一个大问题！她会这样习惯性的训斥我。比如，吃饭的时候，她会突然说：你太霸道了，太aggressive了，这对学生会工作是不好的。

为什么？我轻挑一边眉毛表示不屑，嘴里塞满了饭也能不阻止我反击，心想你也没比我好多少。当时学生会正在办一台节目，我是策划、主持、兼跑龙套，还吃力不讨好，火气正大；辩论队下周要和兄弟院校厮杀，我还没时间组织训练。

她胸有成竹的放下筷子，开始进攻：所谓的领导者，不是有多牛，什么都包办的，更不是让大家被你颐指气使的，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很多，最后都身首异地……

OK，OK，跳过这个……这是我最怕的，她能从女娲补天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会把饭喷出来的。

她继续的在人声鼎沸的食堂里进入了她旁若无人的演讲状态：真正的领导者不见得要很牛很强，但他一定是一个凝聚力很强很nice的人，能让比他强的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工作，而他本人负责的是对外和对内的协调。这种职责的下放和重新分工，能表明对伙伴的信任，同时对他本人也是一个解脱。我就不拿你举例了，你就是个活生生的累死自己还不讨好的角色……

哼哼……我沉默了，像原本神气活现的蒲公英遇到了强台风。这是一直嚣张的18岁的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同龄人的建议，而可怕的是，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的正确，砸在我的心坎。

从此之后，我开始学会如何调动团队的潜力，如何权衡的分配职责。我组织的各种比赛和活动，每次都少不了她的建议，她成了我大一最好的良师益友。大一结束后，我们从偏远的大一分部搬回学校本部。尽管这个破破烂烂的分部实在让人难以留恋，但离开这里的那一刻，我能体会到我的成长，并更有信心继续在学生会和辩论队拼下去。可谁也没料到的是，我的生活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

大一暑假，我的师姐帮我报了新东方的托福班。其实本没有更多的想法，只是想练练英语。但去了之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极具蛊惑的新东方老师的全奖宣言，作名校PhD 做 faculty 的光明未来……我迅速报了来年5月份的托福，开始准备了。后来，在众人的惊讶眼光中，我像着了魔般迅速的辞去了从学生会到社团的所有活动，包括心爱的辩论队，因为我发现学生工作和未来申请学校冲突很大，而且申请需要很高的GRE, TSE, GPA和Paper，这是一项艰难的长期工程，我不想有任何闪失。

她非常好奇我的经历，也报了一个冬季班想试试。虽然我已经上过了，但还想再考前熟悉一下，就跟着她去新东方蹭课，往往是她先进去，然后把卡扔给我，我再溜进去。我再次进入了狂热的新东方状态，而她却没我想象的激动。

喂！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天上完课，她终于皱着眉头发话了。

嗯，什么？我很意外，大一之后她就很少说这句招牌警语了。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校，这就是个邪教！她的语气不像是开玩笑。

为什么？我的心戈登了一下。

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你不该这么早的就定下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适合学术，适合出国，就把学生会的全辞了，把自己的所有后路统统都断掉……一旦你失败了，你就一无所有了！她语气从平缓到急促，好像这是件很严重的事。

这不就是绝望中寻找希望么？我有点无助，只好拿新东方的校训来硬撑；也有点生气，觉得不被理解。

那是你自己逼自己到绝望的，不是生活本身。你才大二，有这么多精彩的生活，就甘心把自己囚禁起来，追求一个很不确定的人生目标？她又进入了铿锵有力的演讲状态，但这原本该是天籁般的福音，第一次，听上去那么陌生。

哼哼……我再次沉默了。我承认我的心真的有那么一刻有点动摇。但我已经不是大一的小孩儿了，我固执的想要继续我的想法。

不管选择怎样，我还是支持你。拿个高分奖，去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吧！她双眼决然的重新聚焦到黑板，微昂额头，紧蹙的眉宇渐渐舒展开来，恢复了优雅的但有丝勉强的微笑，仿佛这个谈话从来没发生过。

从那一刻起，我们都开始了微妙的变化。我开始疯狂的背词，认真专业学习，周日自己去北图看外文期刊阅览室的经济学期刊，在心里，我的未来已经完全跟这个还有点遥不可及的学术理想渐渐捆绑起来了。而她在团委和社团担任了更高级别的工作，忙得昏天黑地。我和她的联络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一联络，也是她抱怨团委人际关系复杂，赞助难拉，而我抱怨单词易忘，模考艰难。以前战无不胜的组合，现在心里都能感到默契在流失。

托福成绩下来了，考的出人意料的高，这个分数真的让我随后拿到了新东方的托福总分奖和单项奖两个奖，我也在颁奖会上因此看到了校长俞敏洪，看着他光亮的额头，我默默的想：就算是邪教吧，我也拼了全力当了个好教徒了。

然后我进入了GRE的地狱般的准备状态。我已经在校园蒸发了，室友开玩笑说碰到我的几率比碰到戴相龙项怀诚还小。后来得知她也报了GRE和LSAT，她为什么也要考呢？我不得而知，也没有时间知道。但我担心的是，她的团委和社团工作让她没有时间准备这个浩大的工程。我请了一个月的假，在家里安心备考。这个备考过程恐怕能写一本书了，现在想起来，真是让我的父母承担了很多的压力。到了后期，我免疫系统几乎已经崩溃了。考前的两三天，我在医院做了一个脓包手术；后来扁桃体也开始化脓了，于是发烧又送回了医院，但一打完吊瓶就得马上飞回北京考试。虚弱的躺在飞机上，忍住伤口和喉咙的剧痛，我想，作为无可救药的教徒，这就叫绝望中寻找希望吧。

而她比我先两天考，本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备考，可找了很久也找不到。我恰好知道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她的朋友，正好有房间可以暂住，就把消息转告给了她。虽然这样，她还是没有考好。在这她最需要支持的时候，还在住院的我连一个安慰的电话都没有来得及打。而考完之后，她，和他，很自然的走到了一起。

GRE的成绩高得让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看到屏幕上的分数，牙关紧咬了两个多小时的我霎然泪流满面，不仅仅是伤口已经疼得让我不能起身，不仅仅终于可以让父母宽心了，我同时在感慨：为了这一个梦想，我牺牲了多少？还将牺牲多少？我不得而知。就像穿上了传说中的红舞鞋，不穿则已，一穿就要舞蹈一生，直至呕血而死。

不出意料的，我再次赢得了新东方的GRE总分奖和单项奖两个奖，我再次在颁奖典礼上见到了俞敏洪。他的额头愈加光亮，当时因为新东方改制的事情他看上去尤其憔悴，他告诉我，我的考试没问题，GPA也很高，现在就剩Paper这一项了，好好加油……我默默地看着他，心里默默地说：你先让你自己穿上了红舞鞋，后又让我们穿上了它，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脱下它呢？

我又开始了发Paper的艰难历程，已经没有人在校园里见到过我。整整半年，从酷暑到寒冬，我租了一个小屋子，骑着一个破烂自行车，在北京各个图书馆和各个高校来回奔波，做数据，写paper。我的商学院的院长更是不吝给了很多修改和建议。截止到毕业，我在全国核心经济类期刊上发表了4篇文章，从博弈论到国际贸易。我也因此囊括了学校里一个本科生能得到的所有学术奖学金。

而我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当得知拿到牛津奖学金后，我第一个就想告诉她，她当年无心的鼓励竟成了现实，可当拨下她以前的手机号，已经是空荡荡的“此号不存在”。渐渐的从朋友口里知道她放弃了LSAT的考试，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留在了北京。她和男朋友进展也很顺利，在我飞赴牛津的前夕，听说他们已经订婚了，在东方广场买了一套昂贵的纯白的礼服，不知道在真正的婚礼上，该是多么的耀眼阿。

时到今日，除了那双新东方赠与的、自己自愿穿上的红舞鞋，我还是一无所有。从北京，到牛津，再到伦敦，我已经停不住自己的步伐，我的未来正在连我自己都无法控制地肆意延伸。我不知道这条路是对还是错，也不知道下一站是在天涯何处。我想说，我会努力让生命的舞蹈继续，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更想说，感谢她在我们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出现，教我明白了人生的无限潜力和无限可能。

但我仍固执的牵挂着多年前的另一身也是白色的但并不昂贵的衣服；我也牢牢记住了短暂青春一幕不可磨灭的画面……我们的18岁那年，清风徐徐的月光中，闹哄哄的两栋宿舍楼间，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一个典雅的一袭白衣的女孩儿正绽放着女神般的光芒。她清澈的大眼睛是那么恬静，她浅笑的嘴角是那么自信……她柔柔的环视着渐渐安静的观众，淡淡的把头发缕到耳后，手指灵巧的轻拂着吉他，流水般的琴声月光般倾泻大地……一个也许会美好但完全未知的明天，就这样，在这个被琴声感动的少年面前，徐徐展开 ……

已考完，浑身被淘空了一样。可惜没法休息，又要上班了。请考试假这一周拉了太多工作，又要开始没日没夜了。谢谢大家鼓励，有话就留言。

风中芦苇

每天上班我习惯点Canary Wharf一家香港中餐馆的外卖。一般先用独家专利的model，乐此不疲的计算出在公司budget以下的当天心情允许的各种菜的组合，提前15分钟打电话过去，然后走路去取。每天都有位不同的waiter/waitress把打包好的菜给我，久而久之，我几乎已经点过了那里所有的菜，也认识了那里所有的waiter/waitress，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幅新脸孔的waitress。

你是四川人把？那个小女孩儿先发问，一幅很机灵，却又怯生生的样子，估计是打工的学生，听口音有点淡淡地Cantonese，但不重。

嗯，是啊，成都的，你怎么知道？我一惊，饶有兴趣的问。

你每天点的都是些川菜系列的阿，长的也像四川人。她有点得意地说。

哼哼，你们的川菜可是一点都不辣，顶多是挂个川菜牌子而已了。我忍了忍，本还想哭着喊着抱怨一下每天光顾居然不打折的违反国际菜道主义的骇人发指的行为。

我也是在成都出生的，四岁去的香港。她轻轻地说，埋头有点不熟练的在用刷卡机。

哦，老乡嗦！我心里一震，下意识的用成都话。她笑了，似乎听懂了，但没有回话。算了，我释然的笑了，她这么小就离开了，大概是忘了成都话该怎么讲了。我帮她调整好我的信用卡，继续又试了一次。

结账完毕，本以为可以走了。等一下！她突然用有点走调的成都话喊了一句。她拿着附送的辣酱盒子转身跑进厨房，然后还给了我，我一看，辣酱多了一倍。大家会心一笑。

走回去的路上，突然有点感慨．父母是成都人，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文革开始后，便被支边发配到一个偏远川南的国家军工企业，他们的同事也是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父母中年得子，我从幼儿园起就说普通话，吃各地菜，和不同省市的后代们做同学；只有回家，才能说成都话，吃川菜。小学快读完的时候父母调回了成都，尽管因为政策原因没能回到以前的市中心，去了一个卫星区，但好歹离开了与世隔绝的深山，回到了现代社会。可一上学，我却突然发现听不太懂同学在说什么——原来父母教我的母语，是他们当年读书时的成都话，和我当时周围人说的现代成都话已经整整30年的差距了。我，荣幸的成了语言学上的活化石。于是我在12岁那年，进入了update母语的状态，……就闭眼想象一下要联网去update一个30年前的诺顿杀毒软件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吧。而她说的成都话是多久年前的呢？她还有机会update么？而我6年前的成都话，是不是也该update了呢？ 

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我一共在成都读书呆了近6年。这六年中，一直有种在漂泊的局外人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频繁的搬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全家都不会麻将不会打牌和典型的成都“闲”文化格格不入，我想，可能从小就是一种变动的环境中长大，这种父母教予的这种局外人心态，能minimize环境变化的给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吧。突然想起高尔斯华绥在里程碑《福尔赛世家》里说的：“其实我们都是芦苇，而命运是风”，既然命运如此强大，干脆风怎么吹，就怎么飘吧。

但有一点，恐怕那个小孩儿要失望了，我其实已经不能吃辣的了，每次他们赠送的辣酱都被我直接仍掉了。首要原因，是我恼人的鼻子上的痘痘，一丁点辣椒就会让鼻子红得可以当照明设备；还有，因为从小就吃的是母亲温和派的川菜，而且在北京读书四年，KP一年，牛津一年，我已经很久没真正的系统的吃过川菜了。在伦敦吃过不多的几次正宗川菜，同去的四川老乡在嫌口味不够劲爆时，诧异的看着我被辣的上窜下跳，口吐白沫，死去活来。而Canary Wharf这家馆子，有四川字样的菜名，却没有真正的辣味，正符合我可怜的扭曲的作为川人的归属和认同……（不要可怜我！！！）

以后的几天都是她帮我把菜打包，我们用成都话渐渐的也聊了一些。她果然是个学生，幼年离开成都前，居然一直生活在我父亲的那所大学校园里。她脑海里的成都是10多年前的样子了，浑浑的府南河，全是荷塘的大学校园；而我脑海里的成都，是6年前离开的样子，我告诉他府南河早就改造了，以前的那所大学还是没变，荷塘还是那么美。她的眼睛里能看到一种对遥远过去的重温和眷恋，她也想找到自己的过去和曾经的归属么？而我也有点惊讶于我这个非市中区的局外人居然还真的知道这么多成都的事情，似乎第一次有了曾经归属过一个地方的感觉。

一天中午，打电话订了菜后，本以为马上就能去拿，可临时MD有份ppt要改，等我跑出办公室时，已经是两个小时后了。那几天的伦敦刮起了我从没见过的大风，艰难的一步步挪向餐馆的时候仿佛要把我刮走。等我好不容易到了餐馆，发现换回了以前的那个waitor。他告诉我，那个女孩儿要考试了，从今天下午起不再来打工了，他还告诉我，她本给我准备好打包的菜，一直等了一个小时，但还是没有等到我。我像被重重的一拳突然打懵了。打开包，除了菜，还有比平时多了两三倍的辣酱，填满了整整的整整的一盒子。

我的心在慢慢的下沉。虽然我暗暗的告诫自己，作为一个职业的局外人，不该为这些生活中的小变动而感伤，可我发现这一次却是那么的难。伴着这些菜，我闭着眼，狠狠地吃完了那整整一盒的辣酱，尽管被辣的呛声不断，涕泪横流。但这又能怎样？通过这种方式，真的能找到我的过去，找到我自己么？……

然后，我开始拉肚子，伴着低烧，持续了两天；鼻子不出意料的开始疯狂长包。我于是固执的不愿意再去那餐馆了，又开始托同事买饭，重温意大利通心粉和印度烤饼了。一天中午在楼下和同事goodbye后，我发现我下意识走上了通往那个中餐馆的小道。为什么会还想去那里呢？可是，难道还要继续味同嚼蜡的通心粉么？难道还要忍着难以下咽的咖喱么？

Canary Wharf的大风还是在耳边呼呼的叫嚣着，我艰难的在风中平衡着身体，难以顺畅地呼吸，十指紧紧扣住随时能飞走的文件包和衣服，领带飘打着我的眼镜，视野一片模糊。内心有一个声音呼啸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从哪里去？我曾属于哪里？我能属于哪里？我会属于哪里？……我缓缓的停步,感觉像在命运狂风中挣扎的芦苇；靠在风口，大脑一片空白……这一次我是真的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

不好意思，两周不见了。一是工作实在是忙疯了，有几天已经是all nighter了；二是，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很我的经历很相似的人，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写，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判断和评价我自己的经历。这个艰巨的评价的任务，还是留给读者你吧（如果觉得太长，可以点网页上方的"Blog"，在一个更大更宽的页面里看）。

教授保罗

保罗同志不是教授，是我的同事，比我早进来。见他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在什么地方神遇过。深黑的眼眸，睿智中朦胧氤氲着一丝柔弱的颓废和怀疑，宽宽的黑框眼镜，经常皱着的剑眉，再加上一脸浅浅的洛腮胡，对了，要是能配上深黑的大袍子, 这简直就是牛津典型的郁郁不得志的教社会学史的讲师嘛。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会选择只有aggressive的偏执狂才能生存的投行业呢？见他第一面起，我固执的断定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说来也怪，从小一见到知识分子啊，教授啊，学者模样的人，我的心就会无缘无故怦……怦……怦，在此正式简称为“恋授情节”，或“恋授癖”（想成“兽”的人请狠抽自己两耳光！）……

第一次和他合作，是一个Deadline很紧的并购咨询。当时MD在纽约伦敦两处飞，Associate在休假中，只有让保罗带着我做。保罗不爱说话，一说话小心翼翼的，为你考虑的很多，客气的要命。（突然无比怀念第一个在KP带我做项目的Ann 姐姐，为了让我明白应付工资和工资费用的区别，可是老虎凳、辣椒水十八般酷刑都给我用上了,幸好我如刘胡兰般坚贞不屈,打死不会）。

MD想按照上一次类似的Deal来做这次的ppt，但上次的Deal的信息很不完整，与其按葫芦划瓢，还真不如打翻重作一份。眼看deadline快到了，东西还没finalized。保罗已经一天一夜没睡了，一幅沉默中大义凛然的样子，准备做MD祭台上的羊羔了。但我实在不忍心看他这幅无谓的牺牲，就拨通了MD的手机。MD睡眼惺忪接电话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他正在纽约，是半夜5点，还没起床！听我吓得结结巴巴地说完了情况，MD倒是出人意料的充分体谅，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保罗得知延期消息后先让我回家睡一觉再来。算了吧，我们是一个team！我没有走。保罗还是没有说话，眼神闪过一丝感激。

第二天我无意看到了保罗书架上竖着一本熟悉的贴满了五颜六色标签的韦伯的《社会学原理》下卷，这本本该藏在500年图书馆的地下室的社会学圣经居然出现在了Canary Wharf的高楼里，真有点行为艺术的味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本科在剑桥读的社会学，在还没分清是恨它还是爱它之前，又到了LSE读了社会心理学的Master，正当想继续读博的时候，发现不管是回剑桥还是留在LSE都没有奖学金了。只好先工作。唉，这种没钱读PhD的经历，在破落的大英帝国早就习以为常了。我告诉他，咱们是同病相怜，我牛津MSc毕业时，本也拿到了剑桥和LSE的Ph.D的Admission，但也是没有钱读，稍稍一问，还都相互熟识几个业界内有名的教授，我们居然还差点跟了同一个穷得要死没有funding的PhD导师……

这一刹那的感觉，就像是两个本是老乡的叫花子，在各自天地为家的流浪中，不经意偶遇，乡音未改，唏嘘流涕；来日收拾破烂上路，回首道珍重，不知下次相见是否已人鬼殊途。当天晚上，做了一个让人颇为惆怅的梦，梦见在图书馆的午后，牛津春天的阳光斑斓的照在我们的书上；窗外，绿水蓝天，正在划船的我们笑声桨声不断，还依稀听得到古老学院教堂远远近近的钟响……

于是，他开始叫我Dr. Wang （终于和我老爸一个头衔了，哈哈）, 作为回敬，我亦称他Professor. Fernandez （他的姓太长，就直接简称Professor了），反正好玩儿。但一来二去，我们的Department Head 终于忍不住忧心忡忡地问我们的助理，我们的这些孩子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最后项目快完了的时候，Associate加入。这位Associate最臭名昭著的特点就是爱乱开玩笑。比如听到我学的专业，他直截了当笑着说，你学的就是垃圾，让我教教你真正有用的东西，这玩笑真够震撼的，当时第一反应是想把他这条死鱼拖出去腌了。后来发现Associate其实人不坏，technique也很强，也就淡忘了。最后一天到了晚上12点，我们完成了ppt, 等着Associate批阅，然后我们就可以当晚传真给MD。可Associate在office另一头优哉游哉的吹牛聊天，没有消停的意思。

更可怕的是，我发现庞大的Vendor Machine里居然咖啡都喝光了（由此证明了Banker血管里流的是咖啡，不是血；我还好点，流的是红牛……）。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就听见保罗对着电话平静的对Associate说：“请你现在停止聊天，把我们的东西改完， 我们已经为你干了两天一夜了，你该对我们的成果负责。” 跟他同级的几个analyst不知所措的看着他，一直礼貌的保罗怎么会对Associate这样的说话，比这更晚的时候多的是啊。再说了，我们的Appraisal全是Associate讨论的，他们关系到我们未来的职业道路的。

Associate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但还是照做了。传真发送完毕，我们步履蹒跚的下到了自己楼里的自助Starbucks。躺在沙发上，窗外，紧挨着晶莹荡漾的泰晤士河夜色，伦敦城似乎连睡觉都舍不得卸妆，阑珊中倒更见清韵。积压了几天的疲惫，像咖啡上的蒸汽，淡淡的弥漫飘散，环绕着意识已接近模糊的我们。保罗的眼神又回到了我第一次见他的状态，虽然还是那么逼人的书生气，但瞳孔却浮着一层薄薄的雾霭，熄灭了本是跳跃的灵性。真是一个谜一样的人啊。

“你知道么，快毕业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找不到工作？”保罗冷不丁的说，不知是喃喃自语还是在对我继续说。“我学了五年的社会学，五年啊！我真地想认真地做做研究，出人头地……可真的要读博的时候，才发现穷教授们都没有funding，没人能救我，没人能救我……。被迫找工作时，我发现我就是一个白痴，所学的根本派不上用场。 我就发狠的借Corporate Finance的书看，我就旁听Finance的课程，我就买FT，我要自己救自己，我要证明我不是笨蛋……”他顿了顿，“而现在，我就在这里，在Canary Wharf，在Bulge Bracket里顶级的投行，但又怎样？我本以为挣够了钱会马上回去，但我现在……对不起……但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走了。”

“为什么？”我问，恍惚中内心深处有什么被狠狠地揪了一把。

“在这里，我能感觉到我有自己的价值，我能被社会认可，这个世界都需要我们投行。但这个世界谁会需要我学的社会学？没有人，没有一个人阿！……真正最好的社会学PhD，我的师哥师姐，全都只好转行，去商学院教书，因为他们也想被世界承认，被世界需要……就这个Associate，上班的第一天就告诉我，我那几年学的东西都是bullshit，我从此就很反感他。但到现在，我不知道了……我发现他似乎是对的，总是对的，总是对的……”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慢慢的消失了。

困到极致的我意识也已经很模糊了。他说的事情，是那么的熟悉，却又像发生在很久以前。耳边，划船的桨声，学院的晚钟，导师的教诲，毕业典礼的管风琴声，如潮水般层层将我的意识淹没，失去了思考和安慰的能力。

“听，”我喃喃的说，“听这河水声音……”，“嗯”，他说，“我听见了，怎么了？”，“能让你记起来剑桥划船的日子么，是你的黄金岁月吧，Professor?”我笑着说。他于是闭着眼，用心听着，过了仿佛半个世纪，他缓缓舒展了眉，梦呓般：“Yeah ……absolutely, Dr. ”

就这样，两个西装革履的仿佛无家可归的孩子，昏睡在了午夜光影暗淡的Starbucks 的沙发上，嘴角还残留着咖啡的余渍，眉尖还荡漾着微醉的笑意。尽管还能在梦境里重温在学院看书划船的岁月，尽管还能在梦呓里挥舞知识分子般傲气的誓言，但他们都不知道，这曾经让他们魂牵梦绕的理想，不知何年、何地才能实现…… 不管怎样，还是先让这Canary Wharf再高的大楼也挡不住的月光，温暖他们疲惫却又倔强的身躯……让再夜深也挡不住的泰晤士河轻吟的晚风，安抚他们流浪却又不断寻觅的灵魂吧……

突然觉得该佩服一下自己，在这种人鬼皆不像的生活中还能坚持写blog。同意小萌的话，时间真的是可以挤的。Blog成了我现在唯一的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谢谢大家的留言，让我觉得还没有被世界遗忘。

狂奔中的爱情

第一天上班时，第一个跟我握手的同事的就是意大利小弟卡洛，就坐我对面。我看他的第一眼还以为是intern，虎头虎脑的一小孩儿，虽然又高又壮，但五官嫩嫩的，没有典型的意大利人那么生硬，透着一种小孩般的颇有灵性的憨直。一口很搞笑的意大利口音，口头禅是：“我奶奶说”，笑颦间还真有点可爱。他是LSE本科的First Class，一毕业加入我们这个组，比我早半年，按理说该20+了，可我老怀疑他没满16，甚至建设性的想像他奶奶的行业和人大东门那帮人一样是办假户口的，帮他改了年龄云云。总之，无忧无虑的小孩儿一个。

第二天起他就神秘的消失了三天，据说是回罗马了。周五中午，我喉咙里的法国面包拒绝下行，正想喝口汤时，他奇迹般的出现在大家眼前，他今天应该还是放假啊。他说路过上来看看大伙，女朋友在楼下等他，……这句话差点把我噎死，靠，这小孩儿，居然还有女朋友，看来意大利的早恋现象相~当~严重阿。然后他大嚷：他要结婚了！求婚刚成功，这两天已经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了！这个爆炸性消息已经让我快淹死在汤里了。

难以想象，在宏伟的罗马大教堂里，两个五官都还没长开的小孩子，穿这大号的结婚礼服，哆嗦着面对神父宣誓……天哪，我要是神父，会在读誓词前，禁不住问他们有没有逃课，有没有完成今天的作业的！在大家的祝福声中，我突然感觉自己已经老了，双鬓斑白，旖在街头，风吹日晒，流浪狗为伴……

渐渐的开始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原来他并不是个小孩儿，而是个Star Analyst，不管是我的Mentor还是带项目的Associate，人人都爱他。专业过硬，行事如风，已经独立的作项目了，直接向MD汇报。我发现晚上三点钟我走的时候，他在；9点我来的时候，他也在。吃饭叫外卖，厕所就在我们座位的对面，困了到会议室躺一会儿沙发，连洗澡都是锻炼后直接在楼下一层的健身房解决，真正吃喝拉撒都在10平方米范围内啊。 

工作累了，他会应他FANS的要求，讲讲他的女朋友。他们是大学同学，之所以爱得死去活来，是因为女朋友是西班牙人，听不太懂他讲什么，所以爱情一直神秘又新鲜 （这也行！！！）……还比如他奶奶告诉他，因为还没有登记，他可以在这最后的快乐单身汉时光date as many girls as possible，还煞有介事地问大家有没有临时的GF可以介绍dating一下，他满意的话还可以挑作伴娘……这时他的小孩儿本性才调皮闪光，让我们经常在半夜笑得死去活来。

上周是卡洛的生日，其实对Banker来讲，这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除非那天有deadline。下午他接了个电话，口气渐渐像在争吵什么，最后重重的挂了。他告诉我们，他浪漫的女朋友……确切说是未婚妻，今晚悄悄从罗马飞过来，想给他一个生日惊喜，现在已经在家门口了。可是今天晚上12点前，我们的一个Pitch要完成给MD；凌晨两点半，我们两个组要把一大套行业分析汇总，早上6点前交给要上飞机的另一个MD。于是Star Analyst卡洛先生拒绝了未婚妻小妹想见一面的要求，而小妹正在哭呢。大家心里有些酸酸的，劝他还是抽一个小时陪陪人家， 天又不会塌下来。他无奈的笑了笑，一言不发，继续工作。

晚上11点半，一直老实忠厚的Associate大哥洛柯完成了他的东西，开始订出租车回家，先订了自己的，突然提高了分贝，用浓重的俄语口音说：过一会儿，如果一个叫卡洛的Banker要订车，记住，不要给他,因为他很坏，非常非常坏。他放了未婚妻的鸽子，该让他走路回家反省一下。大家哄堂大笑，卡罗装无辜的作出一幅"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的表情。

11点 50分，我们的Associate，混血气质美女Maggie也完成了工作，优雅的芊指免提播了订车热线，也是用娇弱的嗓音先订了自己的，然后突然恶狠狠的说：听着，如果过一会儿有个叫卡洛的混蛋要订车，请你报警逮捕他，因为他今晚严重的伤害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的心……我们都笑得不行了，可怜的卡洛阿，大家就饶了他把。

12点，顺利完成了Pitch，我告诉他，还是去看看她把，我们能做完的。真的？他犹豫地问道。快走吧，难道你想这未婚妻还没转正就直接成前妻么？我说。他眼神闪烁着感激的光，猛然点一点头，转身奋然的往电梯跑去。可你还没订车阿！我刚想提醒，却突然明白，他家离公司比较近，他等不及花15分钟等出租车，要直接跑回去!

就这样，一个年轻的Investment Banker，怀着赎罪的心情，向着家的方向，狂奔在午夜的Canary Wharf 的大道上，头发凌乱，西服翻飞，领带乱舞。身旁这高楼森林的霓虹依然斑斓如画，沿着的泰晤士河的晚风船影依然清新迷人，可在他的眼里，刹那间全都失去了光彩。现在，他只看得到远处那一幕更绚烂的风景，也许此时此刻，正委屈于梨花带雨的简陋房间，正挣扎于渐渐微弱的生日烛火，但是，也值得年少不经事的他，学着为之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去挽回，去平衡，去珍惜。

这风景，就是一个Investment Banker 正狂奔着的爱情。

嗨，我还活着。工作很有挑战性， 公司很好，同事很好，就是睡不够，隔天去GYM，力争精神充沛，各位不用挂念，有事留言。

百变奔驰

话说我们下班超过晚上9点是可以打电话找专门部门约出租车的，而我们IBD正常时间是每天晚上零点到一点，就算在周末也没有哪天是晚上9点能下班的。 

第一次叫公司约出租车时，已经是万物成双影的半夜两点，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幻听幻视状况，本以为在极尽绅士风度的向右边隔壁俄罗斯美女塔莎say goodbye，却猛的发现在她位置上是大胡子印度VP在Bloomberg旁一脸惶恐的看着我。所以当一辆崭新的梦中出现过的奔驰出租车停在眼前的时候，我开始正式怀疑我进入了传说中的臆想癫狂状态。上车后傻笑了一番，心想如果所有的伦敦黑的（伦敦特有的胖头出租车）在我眼里都是奔驰，所有的每天半夜下班的事实在我大脑里成了5点准时下班然后开始打麻将……这种扭曲麻醉的意识该让人多么宽心阿……

第二天跟塔莎聊起这个奔驰事件的时候，她瞪大眼睛说：“What? 那就是奔驰阿！现在只有宝马和奔驰两个选择，你每天电话订车的时候就可以选。我喜欢宝马，奔驰上的香水味太重了”。咦，我依稀还真地记得香水味很重，靠！这么说，我这农民一辈子第一次作奔驰的经历就这么被错认为是伦敦胖头黑的的情况下稀里糊涂的混过去了，太亏了阿！早知道还能理个头，裁件新棉袄，在里面照个相……

周末部门晚上Briefing，破天荒的晚上9点就可以下班了，我们激动的披头散发，抱头痛哭。手颤抖的拨了几次号才拨对订车热线。这天车来的特别迟，一辆突然在夜色中出现的，奇怪的颇像军用吉普般的车稳稳当当的停在我身边，一个戴墨镜的穿黑西装的活脱脱的像Men in Black的警探的人探出头来，用命令的口气指着我说：你，上车！……

我跟催了眠一般乖乖的梦游进了车。我安慰自己的眼睛说，奔驰就是动画片里的变形金刚，无非今天变成了军用吉普而已……上了车，我还是不死心，就问了司机为什么今天等车等了这么久，司机就很惊讶的反问：你从来没有这个时候定过车么？（靠，我要能在这个时候订车，那我就是风流快活的Trader, Sales和Researcher了）。司机解释到，9点到10点是我们订车的高峰，一是等待时间会很长，二是原有的奔驰和宝马不够用，就会临时借调一些其他车来，比如说我们这辆大众。……我的妈祖阿，这真的不是奔驰！原来我的思维很正常！我垂涎傻笑了长达一分钟，直到司机关切的问我：Are you all right? 

第二天，意大利帅哥伦左说昨天他上了一辆神秘的“黑手党”电影里常出现的黑色面包车，还带个络腮胡子眼神凶残的司机；瑞士胖子说他被塞进了一辆像是“皮萨快递”的小车，真难以想象他的身躯能被揉进那么迷你的小车里，那皮萨不都串成肉味儿了么；塔莎冲出电梯，上气不接下气的说：你们不会相信的，接我的是个奇怪的白色面包车，车里还有个信号灯，活生生的就是个救护车嘛！太诡异了！大家的反馈出奇的一致——还是让我们加班到1点吧！跪着求各位MD了！

周四清晨4点，可怜的法国Intern弟弟菲利普第一天上班就实在熬不住了，他眼神勾直，乌唇哆嗦，在癫痫的边缘。他似乎并不知道昨天我们打到形形色色骇人的taxi的主要原因是时点的问题，只见他按了免提键订车，莫名歇斯底里地喊破了嗓子：你好……Listen, 我不要军用吉普，不要皮萨快递，也不要救护车，我……我只要一辆正常的出租车——奔驰！奔驰！奔驰！奔驰！…… ”他绝望带血的狼嚎悲壮的在大厅盘旋。

只听到电话那边一声疑惑加恐慌的大喊：“Are you crazy!?  Are you from IB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他崩溃了,我们笑瘫了。

窗外，温柔的夜色即将退去，又一个残忍的黎明即将到来。

我决定，不管多忙，我会坚持一周写一篇的（如果点击和留言率太少，我就不敢再出来丢脸了， ）。BTW:换了一首安静的背景音乐，喜欢么？告诉我。

复活节的礼物

伊藤是我们组里除了我外唯一的亚洲脸孔的人，尽管是在美国长大的日裔，但长相和谈吐都颇像东京灰姑娘和白色巨塔里的唐泽寿明，很是有点谦谦君子的风度。他是Associate,比我早一周到London office。由他带我熟悉我们组的业务。他的故事很简单，和老婆在哈佛读书时的同学，毕业后加入了我们的New York Office,老婆加入了另一家投行；半年后，他relocate到了Tokyo office, 老婆则到了Paris Office。两年里两人隔得老远，没见过几面，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结婚仪式成了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实在腾不出时间结婚，他们就只好麻烦各自的Assistant不断的约时间，约了快一个月才找到合适的时间段。闭上眼睛能想象他们的Assistant联络的情节：

“东京东京，这里是巴黎，下周四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点到8点能结婚么？”

“巴黎巴黎，很玄啊，东京这里要作个pitch book（投行争客户时做的presentation），可能婚礼会迟到5个小时，不过东部时间下周五下午6点到7点可以结婚”

“不行啊，早上这边有IPO 的briefing，可能到仪式到6点半就要离开，能说个“我愿意”就可以离开去机场么”

“这样不好吧……能找个像唐泽寿明的人代替他去坚持完这1个小时的仪式么？”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干脆再找个像菜菜子的代替他GF,两个人调包计结婚吧……这两个临时演员我们现在就海选，咱们联系蒙牛吧，那公司就爱赞助这个……”

……（多么高效且Creative的Assistant啊！突然心寒的想起我的Assistant糊涂得到现在还要把我的名字拼错，如果以后要托她帮我这么约，非把我嫁到刚果的黑猩猩部落去不可）

最后他们还真的准时地出现在了在纽约举行的婚礼上。但婚礼的当天，一个飞回巴黎，一个飞回东京。可以想象，在纽约霓虹的夜空，两架热恋中的航班，闪着含泪的红眼睛，依依不舍的喃喃轰鸣，亦步亦趋，随影相形。一道残忍的飞行指令电波，突然让两架班机向巴黎、东京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180度的侧身分开。巡空扫描图上，能看到两个相思的亮点，忽隐忽现，渐行渐远……

跟他曾经聊过选择这个行业的初衷。其实他出生于纽约一个中上产的医生家庭，家里并不指望他要挣多少钱，选择这一行纯粹是因为自己喜欢。他带着招牌的浅笑说：眼看着通过自己参与的并购咨询和公开发行，让有潜力的社会组成得到发展需要的资本，同时让社会的资本找到最能发挥自己潜力的场所，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Harmonization。既然工作是这样Exciting，就算这样的生活没有睡眠，也“It is worth doing so”。我强烈怀疑他学过麻醉心理学或至少组织过一年以上的邪教活动，否则固执的跟奶牛一样的我怎么会无缘无故的一听他的蛊惑就心潮澎湃、呼吸急促、两腮潮红，不准我加班到半夜3点我就眼神萎靡，浑身无力，暗自哭泣，仿佛失去了活着的意义……

但夫妻长久的分开似乎真的不是办法。后来伊藤成功的升为Associate, 老婆大人则圆了在伦敦最有名的LBS读MBA的梦想。一般来说，这个MBA是给投行人士放放松的，以迎接毕业回去后的挑战。可他老婆并不是为了放松，她是想再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干一件工作时不能干的事情——生孩子。如果不生，恐怕以后的职业道路就再也不允许生孩子这样的“奢侈”行为了。听到这里我对这位伟大的女性有点肃然起敬，谁都知道她的那个商学院是欧洲数一数二苦的。可以想象，日益臃肿的形体，日渐无常的激素刺激，这样的奇女子该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孤零零的对付无数case study的折磨和通宵准备考试的压力。

就这样，临盆前夕的两周，她完成了重要的考试，父母飞来；临盆前一周，伊藤开始了London office三个月的relocation。真的是天道酬勤。伊藤本喜欢大家庭，最好多几个孩子，想要个帅气的儿子继承事业，又想要个可爱的女儿说说话捶捶背，可他自己都知道这是不现实的。可恰好，老婆怀上的是双胞胎，而且，一男，一女。看来，高效的投行生存方式甚至控制了受精卵恰到好处的发育。

预产期是周三晚上，连我自己都有点激动。可伊藤的表情似乎和平常一样。傍晚7点，伊藤在做最新的产业分析update; 8点半，教我怎么用一套分析软件；9点，吃饭；10点，继续产业报告，准备同即将上班的东京联系；凌晨1点，医院电话到来，正式进入待产期，他交待完悬疑事项，直奔医院……早上7点，回到办公室，给我发了一封email，母子平安。

早上陆陆续续的同事前来道贺，他礼貌的应着，眼睛却很少离开屏幕，把昨天拉下的工作补上。周五是Easter复活节，也是孩子们出生的第二天。算上复活节之后的公共假期，我想他终于能和新生的孩子们呆四天了，对全年每天早九晚二很少有周末的investment banker而言，这恐怕是很奢侈很及时的礼物了，可他却礼貌的告诉我，日本那边不过Easter,他现在在做东京的项目，一早还是要来上班。这位唐泽寿明先生还是那么风度翩翩的微笑着，眼眸如剔透的水晶般坚毅而纯净。

凌晨零点半，伊藤让我在这个时点回家，假期不用来了，作为给我的Easter礼物。我犹豫的收拾好东西，提着包和文件，在透明的办公室门前，却迟迟得迈不开步子。我转过身去，默默的看着伊藤安静的工作的背影……

其实，伊藤，我也想给你一个Easter礼物——让我明天来上班吧，让我帮你完成你Easter要做的工作，这样你就可以早点安心在假期里休息了。请你和你可爱的儿女们，还有和你同样勇敢的妻子，抓住并珍惜这不容易的、人生最幸福的时刻……because there are so so many more things in life that are worth doing.

You Raise Me Up

刚才欧洲总部打来电话，因为一些Orientation，我需要提前马上在伦敦上班。其实本打算继续再写牛津的生活杂忆，有的回忆起来真的是连自己会感动得难以自持。但既然新的任务已经到来，生命的火车要驰向下一个驿站，唯有整装待发，全力以赴。

从大学起就挺喜欢Westlife的歌曲，（尽管Kenny说那是teenage girls才喜欢的，哼，都别拦我，让我咬死他！）。这几个蹦蹦跳跳的小伙子似乎永远不会老，永远是乐观入世的态度来歌颂青春和烦恼。从考GRE时的听的My love，到短暂KP时代的Obvious，他们的歌，记载了我成长的点点滴滴。现在听到总有一种熟悉的心痛的感觉，我会情不自禁的想：若干年前听这首歌时，那个小小笨笨的“我”在高兴着什么，痛苦着什么呢？他在做什么样的梦？他在较什么样的劲？他是怎么挺过来到了现在这一刻的“我”的？时空就这样被音符魔幻，顺流倒流，而最终没有了界限；蓦然回首，原来上一处灯火阑珊，就这样走过。

很多人问到我Blog的背景音乐。这首是Westlife新专辑里的You Raise Me Up (编者注：现在的背景音乐已改为Kiss the Rain）。它的歌词虽然很简单，但却真真正正的记载了我在牛津一年多来日日夜夜的感受：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音符仿佛又把我载回了04年的9月，一个清冷有着薄荷味道的晚上，一个人下了飞机到了牛津的Bus Station，手里一本微积分，两箱硕大的行李，无处安家，缩头缩脑好奇的望着这些从来没见过的英国建筑和人群，迷茫的不敢想象未来的样子；第一堂课大家都听不懂英国口音，我急得当场流鼻血，而咱们中国的同班同学从此亲如手足，分工合作，考试从此无往不胜；连在牛津都要迷路的时候，就要第一次去伦敦的投行面试，多亏Keiko同学画的地铁草图才没有坐错地铁，多亏各位找工作的各位同仁互通有无、互相督促，才换来专业金融问题的有书可考，应答自如；拿到第一个工作offer时，我欣喜若狂的冲到导师的办公室报告喜讯，一直支持我的导师也从来没有像这时兴奋得像个孩子；还想起KP的兄弟姐妹们哪怕自己加班熬夜，早已生死两不欲时，还不忘安抚我的挫折和牢骚；大学高中的朋友们，尽管自己也在迷茫摸索或孤身打拼，也不忘送来暖暖的鼓励…… 

总以为自己能单打独斗，总以为自己足够坚强，突然发现，这一路走来，我从来没有绝望无助，从来没有冰冷孤单。正是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You，just you, raise me up, 支持我熬过了艰难的一程又一程，督促我奋力前行到未来的一站又一站。 

翻着这6天的8篇文章，首先是惊讶于自己准备看书考试之余居然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不吝留言，也敬请继续写下你的感想和意见。其实，这些文字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感谢，是的，远远不够。未来的朝九晚二无周末的疯狂工作，将会极度繁忙，也许我会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会回来的，向大家报告我的最新进展，请记住我，等着我。

行李转眼间收拾妥当。还是这两箱行李，还是这样的清冷的傍晚，我，又要上路。但再也没有犹豫和迷茫，再也不会害怕陌生的挑战，因为心里装满了你们，因为：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顿首

Alex

他终于发现我的怪异，注视了我走路的姿势三秒，像地牢的死囚找到了新犯人，一脸坏笑，凑过脸来问道：“How was it?”我愣了一下，翘起嘴角，眨巴眼睛：“Damn~~good~~!”

超级进修班

难以相信力争每件事情都是100%完美的我会出现这样的规划失误：我学院的房子期满那天到坐飞机回国那天足足有7天的gap，尽管有机票难求等等技术原因为借口，还是不得不开始找短期的房子度日。铁哥们儿Linda及时的再次如妈祖转世般救我于危难，因为她还在国内度假，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还不如租给我一周，皆大欢喜。

“但是，”她话锋一转，“别忘了，第一，我们学院不鼓励有外人住，你要小心，不能~！·#￥%（省略1000字），必须…%￥##￥（省略1000字）；第二，嗯……嗯……”。

“你说吧，我承受得了”。我一脑门儿虚汗。

她犹豫地说：“你知道，我们就是牛津传说中的女子学院，从来没有男生住过，你……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吧……”

电话嘟嘟嘟的声音把愣了的我拉回了现实。以前看过歌舞片《出水芙蓉》，凯利金扮演的那个喜剧演员混入女子学院学跳芭蕾的喷饭场面还记忆犹新，现在，小白羊要勇闯狼穴了！

她的屋子果然是名不虚传，薰衣草的香氛，玫瑰碎花的床罩，典雅的台灯，漂亮的明星海报，还有能漂在一盘水上的大小不一的贝壳状的蜡烛。我像个来自火星的怪物，来嗅嗅金星上的土壤。不过头两天真的很难熬，首先，做饭的时候，怎么向遇到我的roomie介绍自己？第一次，遇到一个金发mm推门进厨房，好奇的看着我，我只好介绍自己，“我是Linda的brother”, 嗯？她一脸狐疑，阿，我一身冷汗，难道Linda告诉过大家她是独生女？我只好改口：“Hum, I mean, cousin”，嗯，她满意了，聊得很愉快，得知她马上要回家了；第二天推门进来一个中东模样的女生，我懒得再解释亲戚关系了，就随口说，“我是Linda的friend”,嗯？她也一脸狐疑，考，忘了，学院不喜欢随便有外人住宿，她要是个楼长之类的小头目就完了，我只好红着脸硬着头皮:“Hum, I mean, boy friend……”，那个寒阿，看来她很满意这个答案，继续聊……我不行了，Linda哥们儿，我错了，你抽我把，你的声誉不能毁在我的手里，你可不能有一个是cousin的boyfriend，这……这不就成了红楼梦了么！后来，为了避免如此多麻烦的穿帮问题，我决定，吃饭蹑手蹑脚的出去买kebab，再也不去厨房了；除了跟作贼一样的洗澡和上厕所，再也不乱跑了。

窝在屋子里也自有它的好处。盘点着形形色色的化妆品,面膜和指甲油，还发现了一屋子的Vogue和叫不上来名字的花花绿绿的时装杂志，有了新的精神食粮，很多没听过没见过的牌子，就上网查，乖乖的做笔记，同时还感叹，这么多牌子，80%她们或她们的老公都买不起，但还要天天看这些奢侈品杂志，这不是眼睁睁让这些牌子气死自己么 （姐姐们不要砍我！反正我自己是气得够呛，一样都买不起）。还搜到了Sex and City的碟，开始补习曼哈顿森林里女人在情海生存的逻辑，感觉男人只是这帮独立女性生活中的一个变量而已，并不是全部 （个人还是比较认同夏洛特的道路，不是很喜欢凯莉的）。某一天极度饥饿的时候，惊喜地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发掘到了各种传说中的形形色色的名牌巧克力，大快朵颐，统统扫光。于是，每天偷懒窝在玫瑰碎花的床上，拿着化妆品实物，对比着Vogue，作着笔记；看着Sex and City，闻着花香，吃着巧克力……，天哪，简直就是在女子学院的超级进修班么。

搬离屋子的时候，突然有点怀念在这里的一周。总以为必要殚精竭虑，苦其心志才能有所习得，原来生活是可以轻轻松松，意外收获的。

感谢大家的厚爱。上班前一定每日一博。  

这两天再忙着收拾积攒了一年半的行李，搬往伦敦。我有一个攒陈麻烂谷子的习惯，众多有纪念意义的小东东往往舍不得扔，这次搬家的清理就像是阿里巴巴进了宝库，尽管宝库里的东西本来也就是我自己的。这一年多积攒的点点滴滴，从一张study mate的小纸条，一次校友录上的留言打印件，手写的听seminar的感想，到又饿又累的时候在书上涂鸦的牢骚，全都的记忆又呼啸回来，拉我回时空隧道里，我在重新凝视这个“我”，他的梦想，他的烦恼。现整理了三篇和学术有关的杂感，以后还将整理一些和生活有关的感想。各位看管，先谢过了！

2005年2、3月份左右读A.O.T (Advanced Organization Theory)时的感想：

星空穹顶下的小鼹鼠

今天导师拖出了一本厚厚的书让我两周左右读完，我一看，资本论第一卷的英译版，一想到古英文我就想吐，我就说我看过了；结果导师马上又扛出了另一本，我一看，韦伯的社会学原理第二本，已经完全可以当枕头使了，还是能防打鼾的那种，马上就改口说还是再深入研究一下马克思比较好。

扛着书爬回到了我的地洞，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半地下的图书馆。我就像一只带着黑眼镜的鼹鼠，尽管肚子还是饿得咕咕叫，还是趴在窝外，在星空月光下，哼哼着以书充饥。月色真的有镇静的作用，在这古罗马的穹顶屋檐下的书桌旁，不知不觉，读到半夜。这时的马克思再也不是高中政治课本上的古板的绝对正确的老头儿，他变得温和和相对。我慢慢的，能听见他的鹅毛笔管刷刷的声音，能切身的了解他被sponsor逼稿子时的无奈，也能感受到他深深的叹息。不管他身后多少政权借用甚至神话了他的体系，他其实仍然和韦伯和福柯一样，是一个勤奋的创造了一个学派的思想者，贫病交加，落寞终身。

这时候万籁俱静，我都能听见“安静”本身的声音，眼前的字模糊了又清晰，我好像又分不清我在哪里了。这种感觉在作燕山石化的时候出现过，我在kp最后一个项目，Deadline一个接一个，让人睡觉都喘不过气来，那时和小郭，施泰拉天天熬到3，4点， “安静“也在耳边嗡嗡作响，现在还是这样，不同的是，我现在成了自己的Manager。

如果要在学术界呆的话，你必须要有自己的reading和research，你必须牢记publish or perish, 你可以做你最感兴趣的领域，但你同时必须要对自己残酷的苛求，成为一个对自己最touph的manager，秒秒飞逝，页页入心。为了这份自由，如果可以把这种自虐定义为自由的话，人可以以忍受学术的清贫和寂寞为代价么？也许到某一个时候，忍受变成了享受，清贫和寂寞反而成了最忠诚的朋友和倾诉者。也许就像星空下的寂静一样，对真正的学者而言，寂静也许本身就是天籁般的超越了喜悲和生死的音乐，思想在寂静中燃烧至永生。

可惜现在我只听得见嗡嗡的声音，也许某天它会渐变为一段仙女塞壬般的音乐，但我好饿，好困，我想趴在这里睡觉了。  

附文中提到的小鼹鼠的图书馆(含一张相~当~饥饿的吸血鬼照片）

搜到了一张皱巴巴的seminar schedule, 突然想起那次2005年5月Strategies, Organizations and Practices年会

给Mary的拥抱

那次老板筹备已久的Strategies, Organizations and Practices年会终于开幕了，咱们弟子负责全权的严肃学术讨论……的看门工作。这次请到了Institution理论的奠基人，牛津的“活化石” Mary Douglas，和另一个北美Institution泰斗，Stanford的W.Richard Scott，业内人士都叫他老Dick，是我老板在Stanford读Phd的老板，算是师爷了。Cathy激动得不得了，说她在读本课时就视Mary为偶像，还加入了Mary的fans club （这也行！）,但从来没有见过传说中的本人，这次绝对“不会轻易放她走，不会轻易放她走！”。……可怜的Cathy, 她眼神游离，喷着贪婪的绿光，已经疯了，年迈的Mary难逃一劫阿。

所谓institution理论（学得都还给老板了，错了不要打我），大意是：这个社会的趋同倾向远远大于异化的倾向，社会的organizations为了赢得legitimacy,都有意识的向着社会的norm靠拢，比如很多公司并不需要企业内咨询，不需要上ERP，CRM，但依然要成立这个部门，要烧这个钱，因为大家都这样，如果不这样，股民会怀疑公司的先进性和未来的盈利能力，哪怕谁都不能确定这些软件真的能带来更多的盈利，同理可推，哪怕一个公司里一个disabled的员工都没有但还是要设立disabled人士的washroom，牛津大学的动物系经过了动物保护组织全国范围的抗议后，到现在也不敢继续盖她的动物实验大楼…但我个人认为，institution理论比较难解释Norm的形成——如果人人都向norm靠拢的话，首先，究竟谁是第一个造norm的人？其次，为什么社会的革新还是层出不穷，和legitimacy相反的efficiency往往更popular?谁第一个打破了norm？个人更倾向于structuration理论，剑桥的A. Giddens, H. Wilmott(唉，差点成我phd导师，可惜没有funding ),和牛津帅哥R.Wittington是这个理论的鼻祖和发展人，和institution理论强调可怕的社会norm的力量相比，structuration理论更强调organization的能动性，Organizations自己有选择性的从norm里吸取efficient的养料并加以服从,但对于不符合自身的发展的成分，则动用政治，经济和社会给方面的力量加以游说,以期改良，并鼓动社会的多重norms,达到legitimacy和efficiency的这个矛盾组合的最优化，就是目前最新的structurationist portfolio的概念。

Mary Douglas是牛津的传奇女性，已经85高龄了，在牛津学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然后只身前往东非森林数年进行人类学研究数年，与猩猩共舞，和野人同眠，然后回到学术界，从U. Penn到UCL，Oxford，从institution的角度解释象征学和著名的 Cultural Theory of Risk, (http://en.wikipedia.org/wiki/Cultural_Theory_of_risk)，但说实话，看过半本她的how institutions think, 她每一章往往从一个很简单很温暖很kawayi的事实入手，然后开始越来越难，越来越晦涩，最后一章看完，读者饿殍遍野，死伤无数。

真得让我震撼的是她在众人翘首期盼中出现在讲堂上的一刻，她原来是个如此tiny的lady,似乎还没有150cm,在街上是完完全全的隔壁老奶奶的形象，很难想象当年在东非森林里艰苦的考古是如何撑下来的。可她一发言，全场寂静无声，那自信，那逻辑，那灵活的动作，哪像个85岁的老人，简直就是个25岁的壮年小伙儿，还是以很简单的家庭生活开始引申起，然后不出我意料，开始拔剑出鞘，联系到最新的network理论和其他社会学理论在institution框架下的最新进展，以及受到的structuration理论的挑战和自我完善，非常的犀利和一针见血。最后自由提问，估计是她的书当年没少折磨在座的教授们，大家纷纷提问，大家提问大都是这么说的：“我们Chicago当年读你的……”，“我们Stanford认为……”，大家总是以一个群体的身份提问，似乎有点底气不足，而她相~当~从容的应对着所有问题，甚至批评我的师爷：“看来你当年并没有好好读我的书，我建议你回去再读一次”，全场哄堂大笑。

Mary也笑了，她高雅的扬着头，故意歪着，温暖的眼神，一丝怪罪，一丝慈爱。我的视野有点模糊了，我仿佛穿越了所在的时空。我仿佛看见她少年时，在毕业帽下，扬着头自信飞扬的瞳孔；仿佛看见她青年时在东非艰苦的森林里，在草帽下坚定湛蓝的眼神；中年在千人讲堂里，深邃却又温柔的环视；……而现在，也许她的眼眸再也无法清澈，也许她的皱纹再也无法熨平，也许她的声音再也无法洪亮，但她的思想，她的著作，已经散播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她的弟子们和学者们，在世界最顶尖的学堂传播或改良她的思想，今天从世界各地济济一堂，嗷嗷待哺。寂寞讲台60年，兢兢业业,不求闻达；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站在散课的黑板前不经意的悄悄转身，蓦然回首，却看到我们一堂徒子徒孙含泪的殷殷笑意。

我心里默默地对Mary说：也许，你的人生会有走到蜡烛泪干的那刻，但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你的思想让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前赴后继，你永远留在了人类史上，你已经得到了永生。

第一天就散会了，Cathy偷袭成功，给了Mary一个熊抱，并披头散发，语无伦次地说她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Mary这样的人。我们都笑了，有谁，会不想成为她呢?

2005年6月左右的写在书上的课堂杂感： 

论永生

人的有所作为，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在于延续自己。

初级的延续就是后代的繁衍，延续自己的基因。所谓子嗣的永续，姓氏的传承，甚至以复制自己或实现自己未实现愿望为目的的对下一代的家教，能或多或少的表明这种与生俱来的永生的渴望，尽管基因只能延续一半，且每传递一代，自己的影响还会呈几何级数的递减。

另一种高级的延续是思想的繁衍。如果人的著作，人的思想体系在他死后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还有人为之学习、争论、或改良或批判的继承，他则得到了100%的永生。没有人会相信Webber和Keynes已死，没有人会同意Giddens，Douglas 会被未来遗忘…，他们思想点燃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大历史时刻。正如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所说，历史的发展就在于关键点。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福轲的牢笼，从Gouglas的Institutiion理论进化到Giddens 的Structuration，正是这些群星在特定瞬间的思想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所有人类命运变迁的时刻。

今天和在伦敦一个投行的Jimmy聊到，也许作为投行家和大法官可以在一生挣1亿，but wait a minute, so what？你一生没有时间建设性的丰富你的思想，强壮你的体魄，你并不完整；极端的情况是，死后你的子女会忙着争你的房产，分你的期权，可能唯独扔掉的是你的照片和你的回忆，这样有什么用呢？你在人间已经彻彻底底的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而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你的思想可以燃烧当世和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心智，赢得身边和生后的人的尊敬，这才是无价的，永生的。

BTW:我全天看书，晚上11点后写blog。趁现在还有一周才上班，各位希望我写些什么？请留言，我尽量满足，否则以后就没时间咯。

冒着雨凌晨从伦敦喝酒归来，趁着酒意，写写今天在那里和安迪的聚会。

安迪是我在牛津的室友之一，都住在学院里。其实最开始是我的另一个室友提前搬走了，然后他才临时补进来的。他进来前倒是人人都在谈论他：他在读一个牛津著名专业的本科；是个东欧国家的高干子弟，少爷脾气十足；是个party animal；英俊潇洒，尽管“正宫”女朋友是总理千金，也不影响他四处放电；钢琴，绘画和击剑是好手；……诸如此类，害得周围的roomie们，男的人心惶惶，女的春心荡漾……真真假假，我倒是没什么感觉，Oxford我见过的奇奇怪怪的圣人和疯子已经不算少了，量他也不敢怎样。

他来的第一天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他办了一个house warming party，一直折腾到晚上的3点，还没有消停的意思。我横竖睡不着，越想越气，我他妈的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后代，是你们这帮转型国家贵族阶层的衣食父母，凭什么吃屎的欺负拉屎的……胡乱套个睡衣，我就怒气冲冲的撞进了厨房。他到先跟我打起了招呼，大意是听大家说我想申请投行（考，我如此隐蔽的脆弱的小小的心愿怎么搞得路人皆知），现在party上有某某投行的VP和Associate，我们可以好好聊聊。我正在气头上，义正言辞的说：我们都是人，不管你是投行家，律师还是政客，都是平等的，都该尊重别人的休息，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聊，因为我要睡觉。看得出他很惊讶，我把门一摔就回了屋。Party似乎不欢而散，我心里却开始有点后悔，了解我的人都知道，你可以骂我抽我踩我的脸，但就是不能在我睡觉的时候吵我，再小心翼翼经过我床前的短脚厚肉垫小猫咪都会被我虐，可这次我真有点不够nice，为什么不能好言好语呢。第二天厨房又见他，各自心怀鬼胎。他先道歉，承诺party不超过1点，我也道歉，承诺下次出来骂人时穿名牌西服，不摔门；他给我去听他钢琴演奏会的VIP门票,我答应绝对不在演奏时打出呼噜。就这样，不打不相识。

后来在厨房做饭时聊得很多，我知道了他的哥哥已经从医，进政界的任务就交给了他，但他从小喜欢钢琴和表演，并不十分fancy这条家族设计的道路，但责任感还是让他走下去。他当时还兼了牛津的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几个协会主席，从戏剧类的到核武器的；还因为专业的缘故，还要去几个政治集会做政治辩论，把我拉去，我也算是个辩论出家的，但也的确佩服他辩论时的机智和风度。也去过两次他的钢琴演奏会，还记得他弹《土耳其进行曲》，全场寂静无声，他双目微闭，发梢飞舞，才气放肆挥洒，霸气跳动眉宇间。当时看着他，我就在想，这个集钢琴家，男高音，演员，卡萨洛瓦，政客，法官于一身的“怪物”，究竟你的未来究竟该是怎样的呢，你的理想和愿望，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后来他不出意料的成为了Trainee barrister, 在英国最顶尖的法院实习。记得有一次恰好我上伦敦去LSE和UCL做presentation，他就偷偷把我捎进了传说中的那家法院。那里的饭堂像是宫殿，装着一帮燕尾服和大袍子的食客。我当时刀叉还不怎么会用，一不留神把一只硕大的虾仁弹到了旁边一位贵族模样的老太太头上的维多利亚帽里，当我强忍住笑想用无辜的眼神道歉时，老太太居然没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也对我侧目友好一笑，继续平静用餐……而安迪已经憋不住笑了，都快把脸埋到汤里了，而我继续优雅的进餐……就是现在想起来,也是止不住的笑啊。

有一次Easter一块儿做饭，他说发现我最近一天就吃一顿，而且很少吃肉，难道真的是少林超人？我随口一答，因为奖学金刚刚够基本生活，做Research工作的收入因为考试要中止一段时间，省省好了，其实能拿奖学金读牛津硕士，不管多少，我已经非常感恩了。那你喜欢做学术么？他清澈的眼睛闪着真诚的光。当然喜欢了，有了Ph.D Admission，但没钱读，所以得先工作。我也不知道我是在说服自己还是说服他。第二天他在我不在的时候，把一个信封从我的门缝塞进来，我回来打开一看，是200镑，我本能能猜到是什么，觉得绝对不能收；但里面还附了一封信，大意是，这是他实习的工资和两个律师和投行的朋友出的友情赞助基金，这绝对不是什么施舍，而是让一个“上进的青年”健康的活到能拿到工资的时候，希望我以后挣了钱，也能加入他们的“基金会”，帮助以后生活有困难的牛津朋友。我还能说什么呢？在外面漂了这么久，习惯了独来独往，咬牙坚持，这种建设性的支持和鼓励，实在是无价的。想到这些年来这么多帮助过我的人，我想说的是，我能做的就是风雨兼程，永不懈怠，来报答大家的期望。

于是，今天，我又见到了他，已经快半年没见面了。他胖了，啤酒肚也有了点规模，barrister不是这么好做的阿。本来还想去他的那个法院再恶搞一番，后来还是开车到了Canary Wharf，记得读书时他一直就很想去这个传说中的金融城看看，当时大家还抓住把柄笑他土，他说现在终于找到借口说要来看看我马上工作的地方。嗬嗬，现在，我们坐在Wharf中心的咖啡馆里，我们被外星产物般的庞大透明的高楼群淹没了。匆匆的人群，懒懒的色调，依然熟悉明亮的眼眸，不同的是，我们都又老了一岁。

他告诉我他哥哥刚开的一家牙医医院，我告诉他我在健身房的糗事；他告诉我在“家内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原则下，在南欧出差的艳遇，我告诉他我在苏格兰吹的风笛，以及被迫穿上的不带内裤的苏格兰kilt后怕被大风吹的绝望心情；他说他从飞机上高空蹦极的感受，我说我想考潜水员的梦想。我们最后总结：活着就该玩命的冒险。另外我也正式的加入了他的基金会，这次是资助一个cam的小本科生，希望小孩儿能makes the best of it。

中途出去接了个长电话，回来时，发现他双目微闭仰头靠在窗口，看来是工作累了。他脸上的棱角比我记忆中的柔和了很多，唯一不变的，还是那种艺术家飞扬的气质。这灯光，这角度，实在是像极了他当年演奏时忘我的境地阿。可他刚说他现在很久没有练琴了，因为工作连睡觉都没有时间。那么，什么时候，他能完成自己的家族使命，开始实现自己真正的梦想呢？而我真正的梦想是什么？我现在是在实现它么？或者，什么时候能真正开始自己的理想？我不知道。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奇的，尝试于一切，认真于一切。

窗外，Canary Wharf 斑斓的灯火海洋，闪烁着融化在模糊的视野里。不知是不是酒精的作用，好像有一阵暖暖的风，载着熟悉的《土耳其进行曲》，猛地扑开了一扇记忆的门，温柔的轻拂着醉了的我们，然后盘旋着，向着霓虹森林的夜空，舒展蔓延开去……

压力好大，晚上一回来居然都这么多回复了，看来以后要偷懒的话人民群众会用口水淹死我的。今天的主题是今晚和老张的饭局。 

老张是我来到牛津认识的第一个学生，结识与经济系的数学Induction Course。后来一直关系不错，算是我的良师益友。老张给我的感觉像是所得税——当企业EBIT高时苛以重税，当企业亏本时减免扶持。我得意的时候他会劈头盖脸的给我喷冰镇唾沫星子；我落魄如丧家之犬时，他会小恩小惠，比如请我吃火锅阿，帮我搬家不收小费之类。他现在继续读博问题不大，而我马上就要献身于某种随叫随到，没日没夜，不挑客户，给钱就干的神秘服务业 （呃，请想歪的看客把思路稍稍摆正），两个人最初的理想算是都有了交代，最后还是决定今天就是去SOJO来一次普通的腐败，AA制解决。

在SOJO卡拉OK席一帮美国土人的鬼哭狼嚎中，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如果可以让人活到一千岁，该怎么办？

我首先想到的是养老金制度的更改。如果还是65岁退休的话，剩下的935年都要靠自己前65年的养老金来养活实在是太不现实了，这往往只能不公平的转嫁给下面好几代的年轻人，对他们苛以沉重的养老金负担，会引发社会动乱。所以，该建议他们650岁退休，或者精确计算出一个均衡的年龄。 

还有呢？老张问。 

我迅速投降，想看看他葫芦里卖得什么药。

他说，如果一个一千岁的人，他的爱人只能活到80岁，那该怎么办？Kao，我晕，原来现在是粉红色的感性命题讨论时间，要和爸爸妈妈一起看哦。 

这让我想起了很久前读的西蒙.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小品《人终有死》，一个能永生的超人，沉迷于每隔几十年就要与当世的爱人生死相隔的痛苦中无法自拔，而女主人公也在为自己只是超人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而悲伤不已。

我想说的是：他该投入的爱一生，承认生老病死的规律，平静的送走爱人，然后再投入另一生的爱，在第一千岁前的最后一次爱情中，尝一尝被人送走的滋味，人生也就完满圆寂了。在现在的时间，地点，专一的爱现在该爱的人和事；前世来生的爱并不冲突，让每一段都成为永生的回忆。

不可否认这需要相当强壮的心脏和脸皮，而且还带来了其他的财务问题：前几世留下呈几何级数的孩子的赡养问题和教育问题恐怕已经让这个千岁超人想自杀了。另，如果受不了这种频繁的生死离别，干脆让自己的爱人也来个长命千岁吧，这又引发了真爱究竟能有多少年的问题，只争朝夕不够，可给你千年会不会太多？如果玩不起这心跳折磨，还是就正常的年岁寿终正寝把。

突然想到，影响人类的寿命各个变量出了显性的人种，遗传，饮食和生活习惯外，这隐性的爱情折磨是不是也决定了寿命的长短呢，太短不够滋润，如超人般太长实在麻烦，于是人类选择在最恰当的年岁自我归天。将包括“爱情折磨”在内的各个independent变量带入，寿命model的平均值算出来可能恰好就是70-80岁，而避免了1000岁这样的outlier的悲剧发生。 

嗬嗬，各位是怎么想的？

选在这个时候开Blog恐怕是我众多不理性的行为中比较难解释的。想开这个Blog已经很久很久了，但每次都找不到合适的事件来launch这个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拿到第一个投行的offer那天是05年的11月26号，同时也是我妈妈的生日,本想着手做这个Blog，但麻烦得要死的工作许可，工作签证诸如此类牵扯到太多精力，只能放放再说。拿到工作签证那天是06年的2月17号，正想透口气时， HR打电话告诉我，我可以提早开始我的工作，因为怕自己玩物丧志，又头脑发热报了CFA I, 六月份在伦敦考试，所以又回到了牛津的商学院和经济系的图书馆，延长了学生的K书生活，Blog又这么被耽误了。下周五就是我上班的日子了，就要过上IBD传说中的早9点晚2点无周末的生活了，如果现在再不开Blog， 记录我未来生活的点点滴滴将成为永久性的痴人说梦。

所以，模仿每天悬梁刺股般的喊口号9点起床一样，我决心现在，就是现在开始我的Blog的IPO，（同时还要友情感谢今天在早的骇人的时间打扫我房间的印度老兄，他吸尘器的轰鸣让我实在无法继续入睡）。各位朋友，你们就是我Blog的一级市场的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s），我能做的，就是尽量P/E ratio较低的价位Discount卖出我的高质量Blog，希望大家长期持有，祝你们未来在二级市场上能卖上个好价钱，哈哈。

关于我的Blog的风格，不久前和老傅同志还开玩笑的讨论过一次，当时开玩笑的说，为了搏点击率，一定用刺激的题目，豁出去拼了，比如露点阿，骂名人阿，造绯闻阿，反正整一个新浪娱乐加新浪社会的Blog版……嗬嗬，凭我小猫般的胆量，当然不敢如此，但是究竟该怎么开始写呢？想象一下数年前还没有MSN的年代，好朋友只能靠电话联络，如果远渡重洋或是人事变迁，如果不注意维持，恐怕再好的朋友也会慢慢变淡，甚至失散多年；新认识的朋友很有可能只有一面之交，哪怕再投缘，也得等老天再安排一次意外邂逅才能涛声依旧；就更别提从来无缘见面的同道之人天各一边了。而MSN将这种关系的维持给慢慢的缓存，慢慢的释放，你能隔三差五的通过MSN知道你好朋友的近况；也许第一次见面朋友间没有认识更深入，但通过MSN，不用期待命运的安排，也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把酒言欢畅所欲言；朋友的朋友也可以慕名而来，省去了费时的饭局和介绍。

社会的Network将因这种Instant Messenger空前的Consolidated和Time-Efficient，这也算是社会学Network理论里现在非常新的课题。Blog有点像MSN的延长线，如果长时间不能上MSN，就比如以后消失在Canary Wharf的我，亲爱的各位ggjjddmm们也可以通过我的Blog，了解我在资本主义第一线被剥削的悲惨生活，倾听我睡后朦胧垂涎呓语的感悟，安慰我衣带渐宽，韶华易逝，痘痘难消的烦恼……

总而言之，未来的日子我可能将消失在MSN上，希望我的Blog能成为各位继续了解我的生活的窗口。下面这段话是大二暑假的时候，名义上躲在圆明园后面的森林里准备GRE，其实是读遍了村上的10余本小说，这是《挪威的森林》我当时唏嘘很久的的节选,学生渡边不顾世俗的眼光，偷偷的潜入精神疗养院，去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直子姑娘：

我们伫立在那里，倾耳聆听这一片宁谧。我用鞋尖去踢蝉的残骸和松枝，从树隙间仰望天空。直子则将两手插进上衣口袋里，一动不动地陷入沉思。

　　“喂！渡边，你喜不喜欢我？”
　　“当然喜欢！”我答道。

    “渡边，那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两件事？” 直子说。
　　“三件都可以！”

直子笑着摇头。“两件就可以了。两件就够了！第一件，我希望你明白，我非常感激你能够到这儿来和我碰面。我非常高兴，算是……得救了。也许你看不出来，但这是事实。”

　　“我还会再来呀！”我说。“那另外一件事呢？”
　　“我希望你永远记得我。永远记得我这个人，我曾经在你身边。”
　　“我当然会永远记得。”我答道。

她一言不发地走到前头去。透过树梢射进来的秋日阳光，在她的肩头上熠熠跳跃着。我又听到了狗叫声，似乎比刚才更近了。直子爬上一处如小丘般的坡，走出松林，然后快步跑下坡去。我跟在她身后约两、三步的距离。

      “你真的会永远记得我？”她轻声问道。
　　“永远记得，”我说道。

尽管渡边在法兰克福机场听到《挪威的森林》这首歌，意识到有个叫直子的姑娘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时，早已是老泪纵横的风烛残年，直子早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就已自杀离开了人世。但不管怎样，这个人，这些事，永生在了记忆深处，等待某时某地无意的颤抖翻启，哪怕千山万水，前世今生。

所以，请你，记得我的Blog曾陪你走过；请你，试着，记住我。

  顿首

   Al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