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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08 我的Superlife （1）——Tombstone的故事
I AM BACK!! 不能想象我这几个月是怎么活下来的，总的来说，二月初大病一场，看破investment banking 红尘；三月到四月没日没夜的做了几个Deal，长进不少；其中还被刀架着参加面试官培训，从此开始面试学生，招聘intern，以蒙骗更多的热血青年前来垫背；……记得很多人说我以前的文章太过沉重，嗬嗬，这一次，完全放松，一切尽在“我的Superlife ”系列！
我的Superlife （1）——Tombstone的故事
在IBD里，Tombstone不是指的墓碑，而是指的每次M&A或IPO Deal完成后，客户会重金打造类似于小奖杯/小水晶的纪念品给投行，表作纪念。严格说，叫trophy更贴切，不知道为什么叫tombstone，但仔细一想，又的确在理： A. 投行只负责帮客户买卖别人（M&A) 和买卖自己(IPO和Privatisation），大部分情况是客户经不住投行忽悠，不深思熟虑就匆匆并购，匆匆上市，导致M&A/IPO后失败的几率远远大于成功的几率。投行的MD们收完了Transaction fee 和 Consulting fee，拍拍屁股走人，至于买卖之后客户是死是活，没有人管——如果你幸存了，投行会回来，再忽悠你并购下一家；如果你不幸垮掉了，投行不会安慰你，他正忙着忽悠别的买主来收你的尸骨呢。可见，谁都不知道刚做完的这个deal对客户而言是天堂还是墓地，索性就叫tombstone纪念一下，让客户聊以自嘲吧。 B. 每个deal都是我们这样的junior banker用命挣回来的，一个deal完成，大家往往妻离子散，光棍遍野，死伤无数，万念俱灭，但不到bonus day，谁都不敢prison break，所以就让这一个个触目惊心的tombstone，肃杀地堆在如同监狱的office cubicle里，算作自己血迹斑斑的青春被反复屠杀埋葬的见证吧。 越往上作，tombstone就越多，说明他/她在City里越powerful，有的Department Head甚至有单独的柜子甚至房间来放自己的tombstones，专业的灯光和摆设，像是钻石展览。 比如我们刚做过的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并购，tombstone是纯水晶里包着美轮美奂的镀金钢铁厂模型，外面一个 “ Largest M&A Deal Ever in History ” 的字样和整个团队的名字，全世界限量，只有参与了Deal的人才能得到，可以说是无价宝。有的tombstone来自于石油项目的融资，是海上钻井平台的模型，里面还有钻井第一桶石油的样品；有的矿产deal的IPO，水晶tombstone里面是非洲的蓝天大地模型，拧开一看，居然里面金光闪闪的矿石样品（包括金矿哦！）
每次要是MD折磨我们太狠，或凌晨大家累得实在无法继续时，我们都会在深夜偷偷潜入MD们的Office， 指着不同年份的tombstone，配上专业的灯效，从历史、人文、政治，经济……各种严肃的角度， 勇于八卦，大胆辣评：比如说，这个MD, 在做最左边那个tombstone的deal时，贞烈老婆难忍半年见一面的空虚，于是削发明志，决心红杏出墙；做稍稍右边那个deal时，老婆离婚成功，惨烈的分走了MD一半的财产；接着在做右上角deal时，他与和女儿年纪相仿的超级名模再次进入结婚殿堂；最左边的那个deal时，再次离婚的他又在为保卫本已剩一半的财产不再被瓜分一半，奔走哀号于专门伺候华尔街的离婚律师团……当这水晶灯下的tombstone展览被比狗仔队还专业的我们剖析成为了MD们一连串屈辱的离婚史和受骗史时，一切怨恨都资本化/摊销了。
而我们自己也会暗自的跟自己的Peers比，看谁的tombstone多。Paul同学当年是我们这一届第一个拿tombstone的，虽然就是个小石油公司3亿左右的Second Placement，但还是很风光，于是他得意洋洋的在tombstone上用水笔写下了：“I am the rock star”。如此讨打的叫嚣，我看到的第一个想法是把他的tombstone在eBay上卖掉以解心头大恨；第二天，不知是那个愤怒+嫉妒的群众把他的“am”改成了“was”；第三天，居然有神人把他的“rock”活生生的改成了“porn”- “I was the porn star”!!! 难以想象，在牛津专攻拉丁文的戴黑镜框的知识分子小Paul，穿着道貌岸然的中世纪大袍，天天潜入终日不见阳光的千年图书馆，表面上是寒窗苦读，其实是在自导自演低成本小电影……这真是太有才了。可怜的Paul正在纽约出差，这个笑话广为流传了半个月，至今还经久不衰，后来大家都陆续有了自己的tombstone。
做过deal的intern是没资格拿tombstone的，因为并不是所有拿到fulltime offer 的intern都会回来，而tombstone成本很高。可居然有intern离开firm后还贼心不死（嗯……不是指的您哦，S小姐，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妄想在月圆风高之夜，如猫女般(miao~)黑色紧身皮衣+黑色高跟鞋，携皮鞭飞身潜入漆黑的office, 性感翻身躲避红外线防盗系统，成功夺回tombstone后，只留鲜红唇印在空空的水晶托盘（呃……不好意思，最近小甜甜的MTV看多了）……any way，哼哼，反正这种拿了offer不回来，还想拿tombstone的想法实在是太让人BS了！
话说我们组刚刚做完一个金矿公司的上市deal，鉴于我无辜的温暖眼神比较能打动客户冰冷的心，我被赋予重任——联系给这个project订做tombstone的事宜。我还有自己的小算盘：鉴于我今年要做很多贵金属矿和宝石矿集团的deals, 我要让所有的tombstone里都必须含有这些金子和宝石！哪天年老色衰做不了投行了，还能卖掉这些tombstone换退休金。当然客户都是一毛不拔，总千方百计压tombstone的成本，但在我循循善诱连哄带骗后，这个客户终于同意在tombstone里加一块金矿石；初次大捷，乘胜追击，做完一个铂金集团后，客户居然同意在tombstone里加一块含铂金的小金牌！ 我迫不及待地把我的宝贵经验告诉了大家，因为我坚信：独乐乐，不如众happy。于是不一会儿，我的主意竟然成了大家效仿的行业标准，大家纷纷要求客户在tombstone里加真金白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做天然气的组没有多大反响——谁都不想放个易燃炸弹在桌子上。
有一天，刚加入的小Daniel来朝我讨教怎么跟客户bargain做tombstone事宜。这个传奇的小Dan，Georgetown学政治的，如果他当天喝的红牛少于两罐，他就会在凌晨3点整说一些类似于“我要把bonus捐给莱温斯基”之类的胡话（靠，就他那样还捐莱温斯基，我还捐范冰冰呢！），仿佛校友克林顿鬼附身。久经沙场的我们都依照他说胡话的时间从容的调对自己的手表。眼看快到三点，小Dan又要开始神游白宫后花园，我便三下五除二简单说明了一番，最后建议在他的tombstone里放上和Deal有关的金属，保值嘛。
三点整，Dan的老板，一个Senior VP 疯了般给了我一个电话：“喂，你想谋杀我们全组是吗？”
“What?” 我一头雾水。
“你是不是让Dan订做有矿石的Tombstone?”
“哦，是啊，不客气”……我还谦虚一把。
“靠，我们的客户是产放射性铀（Uranium)的！搞核电站的！你想活活幅射死我们是么!”
“！·#￥%·#￥%……—*……” 我决定，以后有什么好点子，还是自己守着偷偷乐吧。
(未完待续，看留言情况哦）
December 26 Canary Wharf 的星光
Canary Wharf 的星光 12月中旬，我得到通知，要代表以前在牛津得的香港牛津奖学金（Hong Kong Oxford Scholarship, 去年改名为China Oxford Scholarship），参加英国国会议员（MP, Member of Parliament）Ed及其一行在英国议会的Formal Dinner。讨论的主题是中国的能源外交，尤其和非洲的能源外交，为他们即将在国会讨论的能源议案提供材料。应该说我在投行里做的就是能源业的并购和上市,所以谈谈这个应该没问题；但这通知来太突然，要想符合外交规范的表达我的想法，恐怕还要回牛津找博士专家磨练一番。 于是在圣诞节前一个月最黑暗的Peak Season，我全力挣足表现（比如在Christmas Party上大跌众人眼镜的大跳康康辣舞；凌晨6点抽醒小盹的VP，问要不要多做几张slides……），终于得到了宝贵的五天假期。像逃离正在冒烟的世贸大楼般，我跌跌撞撞的紧抱着行李逃离了Canary Wharf 让人窒息的建筑群，气喘吁吁的爬上了深夜开往牛津的列车。 窗外是黑漆漆的冬日平原，清冷的天空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和Canary Wharf的夜空一样boring。这难不倒我，狠狠闭眼，幻想三秒，狠狠睁开。此时的窗外，是属于我自己的牛津夏夜，风笛悠扬，虫语呢喃，皓月盈盈，繁星满天。蜷缩着傻笑在无人车厢的空旷一角，意识朦胧中我觉得异常的幸福和温暖——终于，我的思想又可以天马纵横，我的灵魂又可以自在呼吸，尽管得到的五天自由是如此短暂，尽管五天后它们还是会被手铐脚镣在高楼森林。 半醒半睡之中，倒是想了一些和议员讨论的能源问题。非洲现在已经成了能源需求旺盛的中国最大进口地，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和矿产，给非洲美元和基建援助。其实在我们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国际贸易。 但因为非洲是欧美的传统领地，中国的介入激起了在西方价值观体系下的激烈批判。 典型的西方论调是说中国的贸易没有附加西方惯用的政治和人权条件，某些无良的非洲政府卖了油给中国，拿着中国给的钱和武器去镇压本国、杀戮邻国的百姓；还有论调说被中国援助的国家是有选择的，只针对有利用价值的富油富矿国，即使是援助名义的项目也全是关系到当地经济命脉的电信、铁路和石油基建，奠定了未来中国对当地经济民生的控制……我清楚在辩论赛上，一方的数据虽然看上去能强有力地支持论点，但一旦审视数据的收集过程，会发现通过巧妙的以偏概全，偷换概念，重新定义，任何相关的、不相关的，甚至相反的事实都可以被包装成强有力的论据。这次回去，就是要搞清楚：究竟数据本源是怎样的？ 回到牛津，还没怎么安顿下来，就去了我最favorite的学院图书馆 （见blog：星空穹顶下的小鼹鼠）。可不知为什么，怎么也酝酿不起学生时代饿着肚子静心读书的感觉了。论文阅读进行时，我的blackberry在不停的闪着最新邮件，我的手机在不停的应付最新留言，纽约的conference call，东京的memo meeting，莫斯科的客户追杀……我把Canary Wharf活生生的搬到了牛津的图书馆。当牛津之大，却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时，到底是我变了，还是世界变了呢？ 幸好晚上有和国际关系学的Dr.杨老师的会面。2004年在牛津第一次见她时，原以为这个前全英学联主席是个很aggressive的女强人,可事实本人是出奇的nice，对生活对学术都有很深刻的见解，是我在牛津最尊敬的良师之一。 我告诉她我想针对西方的论调，逐一抛出中国的论点。首先是互不干涉原则，只做business，不向非洲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自己已经被西方的政治标尺折磨多年，不愿再强加于他人了。然后关于援助，其实条件好点的非洲国家，如埃及，科特迪瓦，尼日利亚等等，他们的基建已经在这几十年间被欧美给援助过了，这些非洲国家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人权问题国，但欧美却一直睁一只眼闭一支眼，因为他们的石油投资和利益都在那里，谁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而当年剩下的欧美不愿意援助的非洲赤贫国，这么多年来都陆续发现了石油和矿产。欧美看着后悔了，想赶快进入，却发现中国早年在当地援助的石油基建和铁路开始发挥作用，开发出的石油源源运往中国。他们吃不到葡萄，就赶快抛出所谓人权论、阴谋控制论、新殖民论，让中国哽着噎着不舒服。 杨老师觉得我不该把现在的中国在非洲的策略，等同于三四十年前的欧美在非洲的道路。首先，中国对非洲是有非利益的感情的，想当年新中国才成立，一穷二白，联合国能恢复红色中国的合法席位，全靠的是非洲国家的赞成票，中国三年困难加文化大革命，自己都吃不饱还要派建设队、医疗队到非洲，那时非洲可没什么石油回报给中国，两者完全是阶级友谊。所以就算非洲这几年没有发现石油，中国还是会像以前一样援助。其次，是台湾问题，有的国家中国不援助，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石油、没有利用价值，而是因为他们和台湾建交，主权问题高于一切。 话到这里还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于是，基于搜集的完整数据, 总结出“两点基本原则”： 首先，中国在非洲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无可厚非的，凭什么欧美就能做而中国不能做，互不干涉的能源贸易对中对非是双赢； 二是，中非关系是有非利益的感情成分的，这不能和当年欧美的殖民掠夺相提并论。 于是又在图书馆里狠狠泡了三天。周三中午，一套Gieves&Hawkes正装，半瓶发胶，两罐红牛后，勇赴威斯敏斯特议会。然后就见到了下议院议员（MP, Member of Parliament）Ed及其一行。其实上过Ed的网页，得知他从牛津最有贵族传统的学院毕业，保守党实习两年后做了Barrister，然后作到MP，安迪告诉过我这是典型的政界之路。他本人比照片上壮实，矮墩墩的，年轻得让人吃惊。他还告诉我红色的地毯是上议院 (House of Lords）的大贵族Lords们才能走的，绿地毯是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的MP们走的，所以走路要小心。虽然国会里真正有权利的是下议院，但我还是调侃地说：你这样每天都要这样提心吊胆的被歧视，心里好受么？于是他爽朗的笑声让议会的柱子都发颤起来。 然后是切入正题，他告诉我这次Dinner是搜集资料，为即将在国会讨论的能源议案提供理论依据，我是他们邀请的第一个，他们将陆续访谈其他的专家（hoho,我也成专家了……）进一步搜集意见。其实整个Dinner比我想象的要温和很多，他们其实不很清楚中国的情况，在他们的眼里似乎还是一个红色贫穷的中国在拉拢非洲兄弟，我更多的是介绍性质的阐述，反复我总结的“两项基本原则”。Ed认真地听着，不时地插入一些问题来clarify,他的一个助理，一个年轻的剑桥小伙在忙着记录。唉，本以为是电视上那样的议院两党间唇枪舌剑的政治辩论，现在看来over-prepared了。 正当我有点松懈时，Ed冷不丁的问了一个问题，大意是最近某非洲国家因为人权问题，联合国决定出兵干涉，但中国投了反对票，导致行动泡汤，问我该怎么解释。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新闻我没听过，但几年辩论不是白练的，于是装镇静的说：我不清楚这个事件背景，但首先，中国从来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本地政府比外国政府更知道该怎么治国；第二，所谓的基于人权考虑的行动，很有可能是个幌子，我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往往是西方大国的石油利益在当地政府管制下得不到满足，想借人权之机挟持/颠覆当地政府，而得到更优惠的条款，中国不会加入西方的这个游戏……Ed再次笑了，我们的餐桌在笑声中濒临散架。 自我感觉政治知识和素养还是有待提高，尽管已经尽了全力了。我突然想到，如果有华人是国会议员，了解中国，也了解英国，就不用像他们这样到处从零开始请“专家”这么麻烦了。我们于是还聊到了，在英国的华裔占总人口的将近1%，而在600多名下议院议员（MP）里没有一位华人议员，在20，000名地区议员里华人也仅占四人，完全和人口所占不成比例。 我想到的是，华人不爱参政似乎成了一个传统，一方面是因为老一辈华人没有受过合适教育，不懂英语，难以融入社会，这还容易理解；但新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普遍认为挣钱要紧，政治与己无关，也不思投票。华人本来就少，还有快一半不投票，这样怎么能选出合适的华人议员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呢？ 还想起前段时间的伦敦华人游行，抗议四年永居变五年的议案。其实如果大家把这游行的时间省下来，认认真真地去投票，选出华人MP来伸张自己的利益，这样几乎是针对华人的议案完全可能通不过，何苦来游行呢。其实还有涨学费等等很多让中国人吃尽苦头的议案，通过投票和华人议员的游说，完全也有商量的余地。 最后Ed似乎很满意。他的assistant 剑桥小伙儿要辞职了，不知是不是也要去做barrister，所以他还需要我帮着做进一步的research，看来我五天的holiday全要被这事儿给占了，看来真得没有休息的命。 道别之后，寒风中我抬头望着玲珑剔透的大笨钟，第一次，流浪多年的我有种想回家的感觉。这家，已不在牛津，那是我的过去,我再也找不到在五百年的图书馆里静心读书的感觉； 这家，也不在这冰冷肃穆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太过遥远，太过缥缈，太过精致，太过高深； 我的家，就在视野远处的Canary Wharf ——尽管在那里，霓虹森林的炫目光彩扼杀了漫天淡淡的星点，无休无止的会议争吵淹没了泰晤士河上悠悠的风吟，但这就是我唯一即能逃离而又能回归的，即能犹豫又能把握的，即能抱怨又能热爱的。只有它，才是我的实实在在的现在。 是的，我从来没有这么渴望的回到Canary Wharf,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的自由，也从来没有如此自信的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睡前倚在窗口，望着咫尺处那个夺目发光的叫Canary Wharf的小岛，第一次发现，原来它的霓虹上空，真的能见到模糊的星点，尽管微弱的闪烁着，仿佛一阵风就能吹灭，但确实淡淡的存在着、微笑着，只要用心去感受，只要用心去发现。 这一幕，我相信，决不是狠狠闭眼三秒再睁开的幻觉。
September 09 奔者尼克
1.真是个考试的季节，FSA资格月初考过，终于可以在名片里称自己是合格 Investment Banker了， 2.对沫沫同学的的伤势表示慰问！回伦敦了我请著名的唐大厨给你做好吃的！
奔者尼克
培训第一天见到我另一个同桌尼克时，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学政治的。一副高大自信的身板，一身纯黑的Gieves&Hawkes西服，一套永远优雅的微笑和规范的礼仪，一腔纯正的如洪钟般的Posh English，……活像是Gordon Brown的年轻版。互通姓名后，发现又是一个牛津校友，还真来自于一个传统的出政治家的学院，那里曾走出过好几个总统和首相，最为我们熟知的校友，恐怕就是那个出色但风流的美国前总统（和他同样不省油的女儿）。
可惜我唯一有亲身印象的是那个学院的辩论社。这个辩论社其实是个政治俱乐部，到论坛的辩论者都有自己的党派和政治主张。我曾去听过一次他们的辩论，一帮才18、9岁的牛津学生，居然敢无畏的站起来质询到会的工党高层对伊战争问题和大学经费的改革，俨然一幅不好惹的未来国家主人的形象。交谈片刻，居然还有都熟识的同学和老师，而尼克还曾是辩论社的一个小头头，作为保守党的支持者，还曾代表牛津参加过和剑桥的政治辩论。
得知我对英国政治的了解仅限于两党制后，尼克开始很耐心的每天给我政治辅导。比如他曾批评到，英国工党（即左翼）是政界的罗宾汉，擅长劫富济贫，但这样的福利社会是低效的，应该引入一些保守党（右翼）更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举措，让每个人都能靠本事吃饭，而不是不劳而获。他调侃道：Right (右翼) is right, so Left （左翼） is wrong；靠，我心想，这点小把戏就能糊弄我？我辩论的时候你丫还在迷Spice Girls呢！便不客气地反唇相讥：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往往会有社会的动乱和既有财富的消失。再说，穷人再穷也有一票，这就是为什么保守党三次竞选都失败，so Left is left (留下来了), Right is gone……
尽管老是跟他争论，但我理解，政治主张决不是凭空而来的，政治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利益相互斗争的载体，每个人的阶级不同，出生的环境不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不同，就决定了要为自身阶级的利益辩护。也许他的生活环境和阶级决定了他的保守党主张，而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就该为本阶级的利益而战，而不该袖手旁观。所以一旦想通了，也就觉得这些争论就越来越有趣，几乎是让我能在boring到极致的培训课堂保持清醒的唯一途径。
周末尼克说了个时间约我一起跑步，我随口答应了。但无意间看到了我们培训上每个人都有的自我介绍小册子，在他让人眩目的简历最后，清楚地写着：“职业马拉松运动员，参加过纽约，伦敦，东京，北京公路马拉松赛……”。平时跟他健身都还成，但现在要跟他跑步，就像跟亚里克谢（见7月31日blog: 追梦的棋童）下国际象棋，我还能死得更惨么？咬咬牙，还是硬着头皮的下了楼。
当天的路线是摧毁性质的，我们从Canary Wharf 先跑到伦敦最东南的 Greenwich Park的山顶，然后折回Canary Wharf，向西跑到City，再折回，几乎是半个伦敦……最后，微暮中，Canary Wharf中心的喷泉旁，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扫光了两麻袋的Itsu外卖寿司，然后就呆坐在行色匆匆的流动世界里。平时穿上正装在上班人群一路小跑时，时间总在耳边和心跳同步作响；而赖在这里无所事事，仿佛时间本身，也融化、瘫坐在了身旁的长椅上。
“你怎么会喜欢上跑马拉松的？”我很好奇。
他似乎听没听到我的话，眼神恍惚的定在了匆匆的行人，答非所问：“因为我是个ginger”。
“What?”我摸不着头脑。Ginger在英国英语里并不指生姜，而特指苏格兰人。这还有点形象，就是橘红色头发，白得吓人的皮肤，往往会有点雀斑，想想梅尔吉布森在《勇敢的心》里的苏格兰的战士们，基本上就是标准的ginger。而英格兰人大部分是金发碧眼的blonde或褐发灰眼的brunette，所以很容易和苏格兰人区分开。我知道尼克有一半苏格兰血统，在英格兰长大，乍一看就是个blonde帅哥，决不是标准的ginger。英国不是移民国家，种族问题不像美国那么普遍，但苏格兰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远不如英格兰人，所以ginger这个词在政治上是很明显的有种族色彩的称呼，被划为“politically incorrect”的禁用词。但ginger和跑马拉松有什么联系呢？这个尼克，又在跟我玩辩论游戏么？
过客匆匆的脚步倒映在他的蓝色瞳孔里，闪烁着不定的光。他缓缓的告诉了我他曲折的成长经历。
他的母亲是苏格兰人，虽然因为贫困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有着惊人的美丽和勤劳，年轻的时候在伦敦与一个富家子弟，也就是尼克的生父邂逅，未婚却先有了尼克。而这一切遭到了尼克父亲的家族强烈反对，他们母子因为身份的卑微而被拒绝承认，而尼克父亲本想跟家族决裂，但金丝雀的本性和被软禁的事实，让有情人最终难成眷属。一无所有的母亲含泪带着刚出生的婴儿尼克，搬到了生活水平较低的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海滨城市。这位刚满20岁的单身母亲并没有绝望，先斩钉截铁的拒绝了尼克父亲的救济，然后，为了家，她咬牙接下了最卑微的计时清洁女工的重活，后来又做过电影院的售票员和小学的看门人。她只想挣到钱，让自己的孩子能受到最好的教育，不再被人瞧不起。尼克的童年一直很孤独，在风气还不甚开化的北部，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私生子，还不幸的是个half ginger，从小就饱受同伴无缘无故的嘲笑和欺负，曾有人在他的书包里放过死蛇，他最钟爱的小学板球队也从来没有让他报过名。这个世界和他之间永远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四周弥漫着歧视的空气让他无法呼吸。
有一天，他突然有了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他想跑步，就像阿甘在遭遇了一系列的不幸后的渴望，是的，他想跑起来，感受自由自在的本我存在。可以想象，一个被再次欺负的小孩子，屈辱的跑出了校门，路边不怀好意的大孩子们向着这个没有父亲的“bastard”扔着石头和木棍，早已习惯的他并没有感知，而是无意扎进了荒无人烟的北部海岸。在海滩上，只有海鸥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在草甸中，只有野兔能听懂他的悲哀。他迷茫的对着大海问着这个世界：为什么自己没有父亲？为什么母亲要执意一个人撑起这个家？为什么Ginger会被人瞧不起？为什么一切的不公平都给了自己？……沉默的大海砸来冰冷的浪花，苍白的天际电闪雷鸣……，未知的明天, 注定要在痛苦的奔跑中日渐明朗；追问的答案，不得不在苦涩的成长中自己找寻。对着大海，他发誓不再让人欺负，发誓要出人头地，发誓要混出个人样去见他从未谋面的父亲，发誓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倔强的他就这样开始了他孤独求索的跑步人生。转眼10年过去，奔者尼克还是在海滩上和风浪对话，答案也有了一点点眉目。他已转眼经长成了一个懂事的大小伙子，继承了母亲的长相和对生活的执著，父亲强壮的体格和智慧。他从来就是个全A学生，进入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上不起健身房，他就不坐校车，每天锻炼就跑着上学放学；尽管还是一样的清贫，他的开朗和体贴的个性让他赢得了全校同学的尊重，成为同龄人的领袖。……两年以后，奔者尼克再次以无可挑剔的全A的A-Level成绩（即英国高考），还凭着板球比赛的冠军队成员和长跑金牌，考进了牛津最有名的学院之一，并拿着本科生全奖，专攻牛津最著名的专业——政治、哲学与经济（PPE）。
牛津的大型学院都是有深厚的保守党传统的，他的学院更是保守党的发源地之一。传统的来说，保守党代表是英国贵族和大财团的利益，崇尚私有化；工党则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推行国有化。其实两党执政的更迭的核心问题就是：国有化，还是私有化。“二战”结束时，受了重创的英国和其他欧陆国家一样，全国统筹的经济重建迫在眉睫，代表国有化和工人阶级的工党因此赢得了1943年的大选。工党10年间大规模的组织国家建设，一大批国有企业随之产生。可是由于长期的政府的过度管制，效率低下，导致工党下台。1953年，提出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的保守党竞选获胜，但私有化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由于政府控制的减弱，工人利益得不到保护。于是工党1967年再次上台，新的社会福利政策重新赢得了国民的广泛支持。但是，国有企业又开始失去效率，要求保守党归来的呼声日渐高涨。
1979年，大家熟知的撒切尔夫人，（学生时代是牛津Someville学院的保守党学生会主席），带领保守党上台。她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动作之彻底，创了百年来的纪录，英国电信，英国石油……这些巨无霸被纷纷私有，国库充实的同时，她也不忘推行“金色股份”，保留了部分公有利益。这划时代的改革给英国经济带来了活力，后来的保守党梅杰延续了她的政策，但过于严酷的高压、低福利政策失去了工人阶级的选票，让布莱尔（学生时代牛津St. John学院的工党学生会秘书长）在刚至不惑的黄金之年，重新带领工党上台。
但随后，也许是因为政治博弈论，也许是因为撒切尔的改天换地的私有化让英国已经没有走回头路的余地，工党不但没有背离，反而还维持了保守党的路线，最多在社会医疗制度和学费改革上作了点小打小闹（而且还不成功L）。有人开玩笑说，之所以这三届都选布莱尔，只是因为他年轻，保证了政策可延续性强。这也是为什么保守党现在推选了年仅39岁，有翻版布莱尔之称的卡梅隆 （当年牛津Brasenose学院的保守党学生会主席），做新党首的原因，准备三年后大选以崭新的年轻主张跟工党再决高下。其实，到现在看来，两党间的阶级烙印尽管还是有，但已经开始淡化，长期执政的工党来自于大财团的资助甚至早就超过了在野太久的保守党，而保守党提出的很多政策也比工党更有福利因素，所以两党多年纷繁的阶级恩怨到了最后，居然又回到了大彻大悟的初始政治命题：赢民心者，方得天下。
进了牛津后，作为学生领袖的他成为保守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尼克拮据的生活有了改善，除了奖学金，还有丰厚的保守党赞助到各地考察。在牛津读书时，一直心怀愧疚的生父，也是牛津的校友，坚持要在物质上为他做点什么，全被他礼貌的拒绝了；而巧的是，他的生父也是保守党的，所以尼克最后唯一同意的是经生父介绍进党内的各种论坛和集会。通过在牛津系统的专业学习和实践，他慢慢的理解所谓民心，是来自于各个阶级的民意所向的总汇；真正的政治家会把握这个民意的均衡，而不是极端地偏向某一个阶级。而他坎坷的童年和独特的纵跨各阶级的成长背景，恰恰因祸得福的让他对此有最深切的体会。童年对着大海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他眼里已经慢慢明晰，答案也渐渐的系统化——种族、婚姻、教育、两极分化、社会福利……，他希望不再有另一个小尼克遭遇到自己的不幸，愿意将解决这些问题作为终身职业，并为之付出一生的努力。
在伦敦生活的必修课就是找房子,培训完毕,决定要单住的我手忙脚乱的联系了一打中介，准备看房，但总觉得人生地不熟，需要一个伦敦天文地理熟记于心，巧舌如簧熟练杀价的英国native一块儿去，还有谁能比我亲爱的尼克先生更合适呢！不知是因为我没有给中介说清楚还是中介太过热情，我们看的房子价格range从每周180镑到每周400镑,而我最多能接受200镑左右，但看着他们都已经排好日程，也就硬着头皮跟着中介一家一家看下去。
那一天，终生难忘。仿佛就是跟尼克对所谓政治纸上谈兵了这么多天，上天故意要安排一次政治实践。我们先被带到了Canary Wharf区最奢侈的New Money的聚集点，看着金碧辉煌的布置，窗外Canary Wharf和泰晤士河的全景，恍若在温莎皇宫。房东们都是动不动一口气买下几层flat的英国贵族，俄罗斯和东欧的特权阶级房客们不屑于五六百磅一周的房租，声色犬马，纵情狂欢；还去了200磅左右的正常的flat, 房东往往是辛辛苦苦的英国白领，以房养房，租住两不误，我迅速看上了一间靠泰晤士河又有backyard的；还有一家没看，价格上看可能又是个白领之家。可当我们停在这座望不到顶的如烟囱的楼房前，才知道，我们到了传说中在Canary Wharf一处最著名最高的Council House.
Council House，是英国政府为救济Unprivileged Class专门修建的楼房，往往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修建，开放给月收入不到一定程度的公民（大部分是印巴人和黑人），近乎是免费居住。因为想省地，往往建得非常高，但外表从不装修，再加多年风吹日晒，所以都像黑色的庞大烟囱。算算到英国快两年来，从牛津到Canary Wharf，接触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学生和banker，还很少有机会见到社会的另一面。进去后才发现，烟囱里的电梯是没人修的，垃圾是遍地扔的；进了屋，我们发现它除了比一般的flat大一点，没有任何特点，实在难以理解这样漫天要价的房租。
房东是个面善的黑人lady。我表达了不解，这些house都是我们纳税人捐的，几乎没收他们什么钱，他们居然还倒过来把这个房子高价出租？没想到房东一脸愁容的告诉我们，他们的小儿子考上了大学，尽管是一个我们从来没听过的学校，但也是整栋楼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他们无法负担最近疯长的学费，也无处贷款，(她顺口花了两分钟痛骂了布莱尔的高学费政策)，就只好把这件最大的flat收拾了一下准备出租，然后全家搬往姐姐家的也同样是Council House挤着住……
尼克和我都沉默了,下了楼，驱车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这家人该怎么筹到钱呢？这种flat想以这种价钱租出的确是痴人说梦阿！但如果孩子因此失学，那会有怎样的未来呢？他开着车，沉默了很久,然后向我解释道：工党布莱尔向中产阶级征高学费，以补贴赤贫阶级，看上去，这又是一次典型的罗宾汉劫富济贫政策，然而，赤贫阶级摆脱贫困的契机就是大学教育啊！可昂贵的学费又让他们根本无力承担……最后受到伤害的倒是是贫还是富呢？他顿了顿，缓缓的说了一句：你知道么……我小时候，也是住在北部的Council House ，直到O-Level (英国初中)才有自己家的房子……要不是有牛津的奖学金能得以如愿读书，还真不知道现在身在何处阿……尼克提出了几种他自己设想的替代方案，但往往无法同时兼顾大众的利益。最后，他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总有一天，会有一条路解决的，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是的，我会的……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跟他斗嘴了，第一次，他让我深深刻刻地感受到了一个青年的胸怀和责任感。车窗外，已近黄昏，低低的云层被夕阳燃烧着；望着倔强屹立的Council House，远处开始霓虹幻影的Canary Wharf，还有视野尽头肃穆的大笨钟和议会大厦，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他们是可以共处在同一片天空下的。
每周三中午，公司的健身俱乐部都会举行一个马拉松群练，尼克当仁不让的成了team leader。我又看见他了，带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穿着公司的队服，沿着泰晤士河，在Canary Wharf阳光下的大道上，活力四射的奔跑着。他似乎正笑着回头鼓励大家加油——他的微笑还是那样能融化所有跑步的倦意，他的真诚还是那样能打动最怀疑的眼光。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奔者尼克！
多年以前，曾有这样一个饥肠辘辘的小孩儿，奔跑在北部荒芜的海滩上，在屈辱的泪水中抗争于命运的歧视；曾有这样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儿，奔跑在上学途中的草地上，咬牙顽强地和校车比赛；曾有这样一个憋着一股劲的年轻选手，代表祖国奔跑在世界各地的马拉松赛上，收获着撞线后的鲜花和掌声；也曾有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奔跑在牛津古老庄严的学院、图书馆和训练场间，渐渐成体系的思考着政治与社会、责任与人生……而现在，在Canary Wharf,他们和谐一体的凝聚在了奔者尼克的生命中，凝聚在了他沸腾的血液和健壮的身躯里——是的，奔者尼克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自己历史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曾从哪里来，将向哪里去，也永远不会忘记曾对自己作出怎样的许诺，在未来将担负怎样的责任。
愿奔者尼克，在不懈的奔跑中，早日实现自己儿时的心愿。
The End
July 30 追梦的棋童1． CFA I 考过，衷心感谢yueyue, Nancy张和小郭的帮助，想吃什么尽管说，哈哈！！！。潜水的过了CFA II 和III的大牛们，小弟以后还需要各位指点，先谢过了。 2． 培训第一阶段已经结束，这一个月非常非常的intensive，所幸培训考试还算理想，未来的同事非常nice和smart。下一个阶段是选组加学习，又是一个月，会更加忙，各位请见谅。 3． 决定先暂停“那些女生教我的事”系列，插播两篇我培训时认识的同事们。第一篇如下，是“追梦的棋童”，但如果你有时间，请先重温 4月2日的Blog“钢琴家安迪”，这两篇文章是互相联系的，单看“追梦的棋童”，可能会有点突兀。 4． 各位，请留言啊！
追梦的棋童 漫长的三个月的培训第一天，早到的我佩着有自己名字的小牌子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像个刚进初中的毛头小孩儿一样，激动的期待着我同桌的到来。因为在培训前我已经Early start 工作了3个月，组里一帮意大利同事恰好都围着我坐，随时随地用他们神秘的母语交流，将我活生生的逼成了神经衰弱，而且已经无意识的在凌晨四点开始用最通俗的意大利语骂人和抱怨工作。所以这次希望我的同桌是能说纯正Posh/Queen’s English的男/女孩儿，让我被无辜污染的粉红心灵得到净化，至少骂人要重拾高雅委婉的英式隐用语。 我同桌的出现让我短暂的失望后刹那又精神一振。失望的是，从他胸前佩戴的名字看，是一个很东欧的名字，看来我想重温英式英语的梦想正式破灭；振奋的是，他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像知识分子，（我有相~当~严重的“恋授癖”， 详见 5月11日 blog“教授保罗”），一身咖啡色的考究西服，打理的中规中矩的咖啡色短发，标志的东欧挺鼻和浅浅的胡茬，咖啡色的镜框后是咖啡色深邃的眼睛。这位帅哥绅士友好的冲我笑了笑，握手完毕，互通姓名。 “你肯定是中国人！”他说。 “嗯，那是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我猜，你肯定是**国人！”我调皮的一笑。 “为什么？”他很吃惊。 “我牛津的室友安迪（详见4月2日的“钢琴家安迪”）跟你是老乡，安迪告诉过我你们国家的几个大姓，你的恰好是其中一个。”我有点洋洋得意了。 “嗯，你对了。”他沉默了一下，“……嘿，我也是牛津的，在 ** College。” “好学院啊！就在我们隔壁啊……那你肯定该认识安迪吧，他是你们**国牛津学生会的主席！”我情不自禁的老提到安迪，心里暗想世界真是太小了。 “嗯，可能把。”他咖啡色的瞳孔有了点雾气，似乎不想再讨论自己的背景，眼神转向了窗外清晨的Canary Wharf。 “看，多美啊。”他感慨道。 朝阳下，匆匆上班的正装人群成了一条斑斓的河流，在Canary Wharf的钢筋森林里急促而有序的涌动着，和泰晤士河的波光交相晖映。古老的伦敦在此时此地，是如此意外的动感和年轻。 他不爱说话，也不很爱问问题，但一旦问了，就是很难的那种，老师很少能不假思索的答出来。他很随和，而且想法很新颖，跟他天马行空真是享受。家庭作业我和他一个组，本以为我考了CFA I做作业能有点主导权，可他早早就过了CFA I, 正在等CFA II成绩下来；他似乎懂所有欧陆的语言，对德国人说德语，对法国人说法语，对西班牙人说西班牙语，像个自动的语言翻译机。这实在让只懂英语的我非常的汗颜（如果不算骂人的意大利语），甚至在活力四射的朝阳下开始双眼朦胧的怀疑自身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 有一天不知道是谁先发起的，大家开始饶有兴致的用Google Map 的Satellite功能给大家展示自己从小到大呆过的城市实景。轮到他了，他犹豫了一下，先在地图上自己的出生地，然后仿佛需要下很大决心般，顿了顿，然后飞速的介绍了他17岁到牛津前住过的7，8个欧洲国家的不下10个城市，北到赫尔辛基，南到罗马，东从莫斯科到西边里斯本，每个地方都至少呆了半年以上，他能清楚的记住每个城市的细节，甚至能在卫星放大照片中指出自己住过的公寓，简直就是个标准的泛欧公民。我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怪不得他懂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他告诉我们，去的大部分地方，是为了学习国际象棋，还参加过欧洲青年杯的比赛。我对他的佩服又深了一层。可是，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年轻的孩子辗转欧陆的学习呢？是学棋的传统么？
这个被一次次确认的事实让我有点郁闷，像淡淡的涟漪一圈一圈的反复恼着沉睡的砾石岸边。那一刻，我突然有点憎恨自己漂泊的生存状态，开始有点质疑这种流浪的生活方式。可是，当我们无奈的发现早以习惯了每天醒在不同的城市，早已习惯了故交新知聚散天涯的感伤，这就注定了心的指针不允许我们驻足停留、蓦然回首。然而，心的列车，何时才能日夜兼程，抵达明月清风的终点驿站？心的白帆，何时才能殆尽风浪，泊回海鸥呢喃的归航码头？……他注意到了我的沮丧，很少谈及自己过往的他告诉了我他的故事。 原来，他的家族是以前他们国内的一个赫赫有名的红色贵族，东欧剧变后，他的家族开始了在欧洲的政治逃亡。那年，他才7岁，只记得突然有一天在凌晨被突然叫醒，紧张的叔叔姑姑们带领自己和家族的孩子们，离开了熟悉的住所。 可以想象，透过车窗，懵懂的他抱着棋盘，在星光中回望自己即将永别的家园和童年，而从此，一个完全未知的如深夜般漆黑的未来，不由分说的向一个7岁的无辜棋童，迎面撕裂般呼啸而来。先到的巴黎，但还没安顿下来，家族存款被银行冻结，家族产业被法庭传讯，一切境况一天天的雪上加霜，所以只好又分了几拨，向南欧和西欧逃离。 但即使在这样悲壮的时刻，这个没落贵族依然保持着内心的骄傲和优良的教育传统，不管在哪个国家颠沛流离，他和姐姐一直在当地最好的学校继续着最严格的国际象棋训练，从格鲁吉亚到法国，搬到哪里就学到哪里。他也一直非常争气，从9岁起，每次参加比赛就从来没有空手而归的时候。我Google过他的名字，他有高得吓人的积分，参加的每次European Youth Championship 赛上都是前10名，更别提一串串的小锦标赛的冠军。可他有点烦恼的是，每次比赛，他不知道自己究竟代表哪个国家。他的家族早已被驱逐出境，而新的西欧国籍虽然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但他从小就知道，那不是他的所在。真正魂绕梦牵的祖国，早已被定格在这个棋童7岁那年星空下的回眸一瞬，即使盘旋在塞纳河畔的梦之边，即使流浪在科隆教堂的塔之巅，任凭岁月的流逝，依然铭记如新。 家族的产业依然还在缓慢的恢复，而他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慢慢的懂得了该分担家族的重任。他在赫尔辛基做过最卑微的图书馆助研，曾在巴黎同时兼顾5个顽皮孩子的数学家教以糊口。后来家境逐渐稳定，他终于插班读上了英国著名的寄宿公学，并以全A的成绩考入了牛津，并被录取进了最好的学院之一。而现在，这个有故事的年轻绅士，就在Canary Wharf 的高楼，在落笔沉思的一瞬，轻扶着浅浅胡茬的下巴，咖啡色迷雾般的双眼，静静地坐瞰着窗外的日月斗转，沧桑变幻。 谁能想象，在那温文儒雅的外表下面，居然是这么多、这么多惊涛骇浪的故事！突然我又想到了钢琴家安迪。他们的背景很相像，同样的国家，相仿的年纪，连在牛津的学院都挨着；但经历又是那么的让人感叹唏嘘：一个是得江山的蒸蒸日上的转型资产阶级，一个是被驱逐出境的没落红色贵族；一个是一帆风顺、英气逼人的张扬才子，一个是与命运抗争，坚定内敛的沧桑游子……可以想象当两人无意间在牛津的图书馆面对面的偶遇，新天地的主人和旧世界的过客灵魂火花的碰撞，那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但有一点共同的是：他们都在少年起开始直面命运的挑战。我们的钢琴家已决然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满负责任感地准备扛起千秋大任；而我们的棋手虽然失去了祖国，但得到了命运最慷慨的馈赠——勇气、抗争、坚持，还有事业…… 他告诉我，他一直以为象棋是他的全部，但每次接过奖杯时，他才明白，心中是自己的祖国，一直支持他熬过这些流浪岁月，尽管从7岁起，他就再也不能够回去。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有关找不到过去的郁闷是那么的幼稚和肤浅。我有我的国家，我有我爱的工作，我有我的人生理想，在流浪中坚持信念，就算是世事再变迁，未来再无常，也有足够的勇气，为梦想而战。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培训第一阶段结束了，他和我几门考试都考得不错，决定好好的放松一下，就到了Canary Wharf 背后的一条酒吧街。几扎啤酒，倚栏而坐，隔河相望，Canary Wharf像透明的钻石宫殿小岛，被波光粼粼的泰晤士河荡漾围绕。 培训下一个阶段，就是要选填行业组的志愿了。我很兴奋，银行、能源电力和消费品是未来中国投行业务的快速增长点，我的志愿就集中在这几个，以后能把这些行业知识和相关并购上市的运作方式带回中国。他也觉得很有道理。 “对了，你想选那个组？”不胜酒力的我舌头有点不受控制了。“我知道你们那里的石油和煤矿业很丰富，银行业也开始向西方开放了，而且你又是native speaker, 要是能把这些行业的运作方式带回去该是多么……”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很愚蠢很伤人的错误，一个人的伤疤被我无心又无情的重重揭开。 “对不起，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有点手忙脚乱了。 “嗬嗬，没关系……”他浅浅的小饮一口，咖啡色的眼眸逐渐朦胧起来，和平时一样，他又恢复了沉默。他慢慢的作了一个很酷的模仿相机照 Canary Wharf 全景的姿势，突然鱼跃起身，隔着泰晤士河对着Canary Wharf 大喊：“总有一天，我把这里学到的都带回去！是的，我——会——回——去——的！……” 夜深了，Canary Wharf 晶莹的夜景，已和泰晤士河混为一体，斑斓地荡漾流动起来。而此时此刻，在我的眼里，它不再仅仅是建筑群，它正承载了一个棋童在7岁那年星空下升腾的梦想，从格鲁吉亚修道院般的象棋学校，到赫尔辛基最偏远的破旧图书馆，棋童追梦的历程从不因多舛的命运而停歇；尽管也曾迷茫于三餐不济的流亡岁月，尽管也曾苦恼于身份错位的棋手生涯，但痴心不改，眷恋依旧；而当千帆驶过，风云散尽，这梦想更加坚定，哪怕用尽一生时光，哪怕不惜一切代价…… 我闭上了眼睛，感受着微醺的泰晤士河晚风的安抚；此时的我们，静止定格在了身后 Canary Wharf 霓虹闪烁、人行匆匆的流动画卷中……而此时此刻，在这些透明的摩天高楼的亿万个窗口里，不知道有多少故事正在被重新追溯，有多少梦想正在努力实现啊……愿上帝，能让所有努力追梦的人，最终圆梦吧。
May 11 教授保罗
不好意思，两周不见了。一是工作实在是忙疯了，有几天已经是all nighter了；二是，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很我的经历很相似的人，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写，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判断和评价我自己的经历。这个艰巨的评价的任务，还是留给读者你吧（如果觉得太长，可以点网页上方的"Blog"，在一个更大更宽的页面里看）。
教授保罗
保罗同志不是教授，是我的同事，比我早进来。见他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在什么地方神遇过。深黑的眼眸，睿智中朦胧氤氲着一丝柔弱的颓废和怀疑，宽宽的黑框眼镜，经常皱着的剑眉，再加上一脸浅浅的洛腮胡，对了，要是能配上深黑的大袍子, 这简直就是牛津典型的郁郁不得志的教社会学史的讲师嘛。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会选择只有aggressive的偏执狂才能生存的投行业呢？见他第一面起，我固执的断定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说来也怪，从小一见到知识分子啊，教授啊，学者模样的人，我的心就会无缘无故怦……怦……怦，在此正式简称为“恋授情节”，或“恋授癖”（想成“兽”的人请狠抽自己两耳光！）…… 第一次和他合作，是一个Deadline很紧的并购咨询。当时MD在纽约伦敦两处飞，Associate在休假中，只有让保罗带着我做。保罗不爱说话，一说话小心翼翼的，为你考虑的很多，客气的要命。（突然无比怀念第一个在KP带我做项目的Ann 姐姐，为了让我明白应付工资和工资费用的区别，可是老虎凳、辣椒水十八般酷刑都给我用上了,幸好我如刘胡兰般坚贞不屈,打死不会）。 MD想按照上一次类似的Deal来做这次的ppt，但上次的Deal的信息很不完整，与其按葫芦划瓢，还真不如打翻重作一份。眼看deadline快到了，东西还没finalized。保罗已经一天一夜没睡了，一幅沉默中大义凛然的样子，准备做MD祭台上的羊羔了。但我实在不忍心看他这幅无谓的牺牲，就拨通了MD的手机。MD睡眼惺忪接电话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他正在纽约，是半夜5点，还没起床！听我吓得结结巴巴地说完了情况，MD倒是出人意料的充分体谅，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保罗得知延期消息后先让我回家睡一觉再来。算了吧，我们是一个team！我没有走。保罗还是没有说话，眼神闪过一丝感激。 第二天我无意看到了保罗书架上竖着一本熟悉的贴满了五颜六色标签的韦伯的《社会学原理》下卷，这本本该藏在500年图书馆的地下室的社会学圣经居然出现在了Canary Wharf的高楼里，真有点行为艺术的味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本科在剑桥读的社会学，在还没分清是恨它还是爱它之前，又到了LSE读了社会心理学的Master，正当想继续读博的时候，发现不管是回剑桥还是留在LSE都没有奖学金了。只好先工作。唉，这种没钱读PhD的经历，在破落的大英帝国早就习以为常了。我告诉他，咱们是同病相怜，我牛津MSc毕业时，本也拿到了剑桥和LSE的Ph.D的Admission，但也是没有钱读，稍稍一问，还都相互熟识几个业界内有名的教授，我们居然还差点跟了同一个穷得要死没有funding的PhD导师…… 这一刹那的感觉，就像是两个本是老乡的叫花子，在各自天地为家的流浪中，不经意偶遇，乡音未改，唏嘘流涕；来日收拾破烂上路，回首道珍重，不知下次相见是否已人鬼殊途。当天晚上，做了一个让人颇为惆怅的梦，梦见在图书馆的午后，牛津春天的阳光斑斓的照在我们的书上；窗外，绿水蓝天，正在划船的我们笑声桨声不断，还依稀听得到古老学院教堂远远近近的钟响…… 于是，他开始叫我Dr. Wang （终于和我老爸一个头衔了，哈哈）, 作为回敬，我亦称他Professor. Fernandez （他的姓太长，就直接简称Professor了），反正好玩儿。但一来二去，我们的Department Head 终于忍不住忧心忡忡地问我们的助理，我们的这些孩子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最后项目快完了的时候，Associate加入。这位Associate最臭名昭著的特点就是爱乱开玩笑。比如听到我学的专业，他直截了当笑着说，你学的就是垃圾，让我教教你真正有用的东西，这玩笑真够震撼的，当时第一反应是想把他这条死鱼拖出去腌了。后来发现Associate其实人不坏，technique也很强，也就淡忘了。最后一天到了晚上12点，我们完成了ppt, 等着Associate批阅，然后我们就可以当晚传真给MD。可Associate在office另一头优哉游哉的吹牛聊天，没有消停的意思。 更可怕的是，我发现庞大的Vendor Machine里居然咖啡都喝光了（由此证明了Banker血管里流的是咖啡，不是血；我还好点，流的是红牛……）。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就听见保罗对着电话平静的对Associate说：“请你现在停止聊天，把我们的东西改完， 我们已经为你干了两天一夜了，你该对我们的成果负责。” 跟他同级的几个analyst不知所措的看着他，一直礼貌的保罗怎么会对Associate这样的说话，比这更晚的时候多的是啊。再说了，我们的Appraisal全是Associate讨论的，他们关系到我们未来的职业道路的。 Associate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但还是照做了。传真发送完毕，我们步履蹒跚的下到了自己楼里的自助Starbucks。躺在沙发上，窗外，紧挨着晶莹荡漾的泰晤士河夜色，伦敦城似乎连睡觉都舍不得卸妆，阑珊中倒更见清韵。积压了几天的疲惫，像咖啡上的蒸汽，淡淡的弥漫飘散，环绕着意识已接近模糊的我们。保罗的眼神又回到了我第一次见他的状态，虽然还是那么逼人的书生气，但瞳孔却浮着一层薄薄的雾霭，熄灭了本是跳跃的灵性。真是一个谜一样的人啊。 “你知道么，快毕业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找不到工作？”保罗冷不丁的说，不知是喃喃自语还是在对我继续说。“我学了五年的社会学，五年啊！我真地想认真地做做研究，出人头地……可真的要读博的时候，才发现穷教授们都没有funding，没人能救我，没人能救我……。被迫找工作时，我发现我就是一个白痴，所学的根本派不上用场。 我就发狠的借Corporate Finance的书看，我就旁听Finance的课程，我就买FT，我要自己救自己，我要证明我不是笨蛋……”他顿了顿，“而现在，我就在这里，在Canary Wharf，在Bulge Bracket里顶级的投行，但又怎样？我本以为挣够了钱会马上回去，但我现在……对不起……但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走了。” “为什么？”我问，恍惚中内心深处有什么被狠狠地揪了一把。 “在这里，我能感觉到我有自己的价值，我能被社会认可，这个世界都需要我们投行。但这个世界谁会需要我学的社会学？没有人，没有一个人阿！……真正最好的社会学PhD，我的师哥师姐，全都只好转行，去商学院教书，因为他们也想被世界承认，被世界需要……就这个Associate，上班的第一天就告诉我，我那几年学的东西都是bullshit，我从此就很反感他。但到现在，我不知道了……我发现他似乎是对的，总是对的，总是对的……”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慢慢的消失了。 困到极致的我意识也已经很模糊了。他说的事情，是那么的熟悉，却又像发生在很久以前。耳边，划船的桨声，学院的晚钟，导师的教诲，毕业典礼的管风琴声，如潮水般层层将我的意识淹没，失去了思考和安慰的能力。 “听，”我喃喃的说，“听这河水声音……”，“嗯”，他说，“我听见了，怎么了？”，“能让你记起来剑桥划船的日子么，是你的黄金岁月吧，Professor?”我笑着说。他于是闭着眼，用心听着，过了仿佛半个世纪，他缓缓舒展了眉，梦呓般：“Yeah ……absolutely, Dr. ” 就这样，两个西装革履的仿佛无家可归的孩子，昏睡在了午夜光影暗淡的Starbucks 的沙发上，嘴角还残留着咖啡的余渍，眉尖还荡漾着微醉的笑意。尽管还能在梦境里重温在学院看书划船的岁月，尽管还能在梦呓里挥舞知识分子般傲气的誓言，但他们都不知道，这曾经让他们魂牵梦绕的理想，不知何年、何地才能实现…… 不管怎样，还是先让这Canary Wharf再高的大楼也挡不住的月光，温暖他们疲惫却又倔强的身躯……让再夜深也挡不住的泰晤士河轻吟的晚风，安抚他们流浪却又不断寻觅的灵魂吧……
April 29 狂奔中的爱情
突然觉得该佩服一下自己，在这种人鬼皆不像的生活中还能坚持写blog。同意小萌的话，时间真的是可以挤的。Blog成了我现在唯一的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谢谢大家的留言，让我觉得还没有被世界遗忘。
狂奔中的爱情
第一天上班时，第一个跟我握手的同事的就是意大利小弟卡洛，就坐我对面。我看他的第一眼还以为是intern，虎头虎脑的一小孩儿，虽然又高又壮，但五官嫩嫩的，没有典型的意大利人那么生硬，透着一种小孩般的颇有灵性的憨直。一口很搞笑的意大利口音，口头禅是：“我奶奶说”，笑颦间还真有点可爱。他是LSE本科的First Class，一毕业加入我们这个组，比我早半年，按理说该20+了，可我老怀疑他没满16，甚至建设性的想像他奶奶的行业和人大东门那帮人一样是办假户口的，帮他改了年龄云云。总之，无忧无虑的小孩儿一个。 第二天起他就神秘的消失了三天，据说是回罗马了。周五中午，我喉咙里的法国面包拒绝下行，正想喝口汤时，他奇迹般的出现在大家眼前，他今天应该还是放假啊。他说路过上来看看大伙，女朋友在楼下等他，……这句话差点把我噎死，靠，这小孩儿，居然还有女朋友，看来意大利的早恋现象相~当~严重阿。然后他大嚷：他要结婚了！求婚刚成功，这两天已经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了！这个爆炸性消息已经让我快淹死在汤里了。 难以想象，在宏伟的罗马大教堂里，两个五官都还没长开的小孩子，穿这大号的结婚礼服，哆嗦着面对神父宣誓……天哪，我要是神父，会在读誓词前，禁不住问他们有没有逃课，有没有完成今天的作业的！在大家的祝福声中，我突然感觉自己已经老了，双鬓斑白，旖在街头，风吹日晒，流浪狗为伴…… 渐渐的开始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原来他并不是个小孩儿，而是个Star Analyst，不管是我的Mentor还是带项目的Associate，人人都爱他。专业过硬，行事如风，已经独立的作项目了，直接向MD汇报。我发现晚上三点钟我走的时候，他在；9点我来的时候，他也在。吃饭叫外卖，厕所就在我们座位的对面，困了到会议室躺一会儿沙发，连洗澡都是锻炼后直接在楼下一层的健身房解决，真正吃喝拉撒都在10平方米范围内啊。 工作累了，他会应他FANS的要求，讲讲他的女朋友。他们是大学同学，之所以爱得死去活来，是因为女朋友是西班牙人，听不太懂他讲什么，所以爱情一直神秘又新鲜 （这也行！！！）……还比如他奶奶告诉他，因为还没有登记，他可以在这最后的快乐单身汉时光date as many girls as possible，还煞有介事地问大家有没有临时的GF可以介绍dating一下，他满意的话还可以挑作伴娘……这时他的小孩儿本性才调皮闪光，让我们经常在半夜笑得死去活来。 上周是卡洛的生日，其实对Banker来讲，这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除非那天有deadline。下午他接了个电话，口气渐渐像在争吵什么，最后重重的挂了。他告诉我们，他浪漫的女朋友……确切说是未婚妻，今晚悄悄从罗马飞过来，想给他一个生日惊喜，现在已经在家门口了。可是今天晚上12点前，我们的一个Pitch要完成给MD；凌晨两点半，我们两个组要把一大套行业分析汇总，早上6点前交给要上飞机的另一个MD。于是Star Analyst卡洛先生拒绝了未婚妻小妹想见一面的要求，而小妹正在哭呢。大家心里有些酸酸的，劝他还是抽一个小时陪陪人家， 天又不会塌下来。他无奈的笑了笑，一言不发，继续工作。 晚上11点半，一直老实忠厚的Associate大哥洛柯完成了他的东西，开始订出租车回家，先订了自己的，突然提高了分贝，用浓重的俄语口音说：过一会儿，如果一个叫卡洛的Banker要订车，记住，不要给他,因为他很坏，非常非常坏。他放了未婚妻的鸽子，该让他走路回家反省一下。大家哄堂大笑，卡罗装无辜的作出一幅"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的表情。 11点 50分，我们的Associate，混血气质美女Maggie也完成了工作，优雅的芊指免提播了订车热线，也是用娇弱的嗓音先订了自己的，然后突然恶狠狠的说：听着，如果过一会儿有个叫卡洛的混蛋要订车，请你报警逮捕他，因为他今晚严重的伤害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的心……我们都笑得不行了，可怜的卡洛阿，大家就饶了他把。 12点，顺利完成了Pitch，我告诉他，还是去看看她把，我们能做完的。真的？他犹豫地问道。快走吧，难道你想这未婚妻还没转正就直接成前妻么？我说。他眼神闪烁着感激的光，猛然点一点头，转身奋然的往电梯跑去。可你还没订车阿！我刚想提醒，却突然明白，他家离公司比较近，他等不及花15分钟等出租车，要直接跑回去! 就这样，一个年轻的Investment Banker，怀着赎罪的心情，向着家的方向，狂奔在午夜的Canary Wharf 的大道上，头发凌乱，西服翻飞，领带乱舞。身旁这高楼森林的霓虹依然斑斓如画，沿着的泰晤士河的晚风船影依然清新迷人，可在他的眼里，刹那间全都失去了光彩。现在，他只看得到远处那一幕更绚烂的风景，也许此时此刻，正委屈于梨花带雨的简陋房间，正挣扎于渐渐微弱的生日烛火，但是，也值得年少不经事的他，学着为之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去挽回，去平衡，去珍惜。 这风景，就是一个Investment Banker 正狂奔着的爱情。
April 21 百变奔驰嗨，我还活着。工作很有挑战性， 公司很好，同事很好，就是睡不够，隔天去GYM，力争精神充沛，各位不用挂念，有事留言。
百变奔驰
话说我们下班超过晚上9点是可以打电话找专门部门约出租车的，而我们IBD正常时间是每天晚上零点到一点，就算在周末也没有哪天是晚上9点能下班的。 第一次叫公司约出租车时，已经是万物成双影的半夜两点，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幻听幻视状况，本以为在极尽绅士风度的向右边隔壁俄罗斯美女塔莎say goodbye，却猛的发现在她位置上是大胡子印度VP在Bloomberg旁一脸惶恐的看着我。所以当一辆崭新的梦中出现过的奔驰出租车停在眼前的时候，我开始正式怀疑我进入了传说中的臆想癫狂状态。上车后傻笑了一番，心想如果所有的伦敦黑的（伦敦特有的胖头出租车）在我眼里都是奔驰，所有的每天半夜下班的事实在我大脑里成了5点准时下班然后开始打麻将……这种扭曲麻醉的意识该让人多么宽心阿…… 第二天跟塔莎聊起这个奔驰事件的时候，她瞪大眼睛说：“What? 那就是奔驰阿！现在只有宝马和奔驰两个选择，你每天电话订车的时候就可以选。我喜欢宝马，奔驰上的香水味太重了”。咦，我依稀还真地记得香水味很重，靠！这么说，我这农民一辈子第一次作奔驰的经历就这么被错认为是伦敦胖头黑的的情况下稀里糊涂的混过去了，太亏了阿！早知道还能理个头，裁件新棉袄，在里面照个相…… 周末部门晚上Briefing，破天荒的晚上9点就可以下班了，我们激动的披头散发，抱头痛哭。手颤抖的拨了几次号才拨对订车热线。这天车来的特别迟，一辆突然在夜色中出现的，奇怪的颇像军用吉普般的车稳稳当当的停在我身边，一个戴墨镜的穿黑西装的活脱脱的像Men in Black的警探的人探出头来，用命令的口气指着我说：你，上车！…… 我跟催了眠一般乖乖的梦游进了车。我安慰自己的眼睛说，奔驰就是动画片里的变形金刚，无非今天变成了军用吉普而已……上了车，我还是不死心，就问了司机为什么今天等车等了这么久，司机就很惊讶的反问：你从来没有这个时候定过车么？（靠，我要能在这个时候订车，那我就是风流快活的Trader, Sales和Researcher了）。司机解释到，9点到10点是我们订车的高峰，一是等待时间会很长，二是原有的奔驰和宝马不够用，就会临时借调一些其他车来，比如说我们这辆大众。……我的妈祖阿，这真的不是奔驰！原来我的思维很正常！我垂涎傻笑了长达一分钟，直到司机关切的问我：Are you all right? 第二天，意大利帅哥伦左说昨天他上了一辆神秘的“黑手党”电影里常出现的黑色面包车，还带个络腮胡子眼神凶残的司机；瑞士胖子说他被塞进了一辆像是“皮萨快递”的小车，真难以想象他的身躯能被揉进那么迷你的小车里，那皮萨不都串成肉味儿了么；塔莎冲出电梯，上气不接下气的说：你们不会相信的，接我的是个奇怪的白色面包车，车里还有个信号灯，活生生的就是个救护车嘛！太诡异了！大家的反馈出奇的一致——还是让我们加班到1点吧！跪着求各位MD了！ 周四清晨4点，可怜的法国Intern弟弟菲利普第一天上班就实在熬不住了，他眼神勾直，乌唇哆嗦，在癫痫的边缘。他似乎并不知道昨天我们打到形形色色骇人的taxi的主要原因是时点的问题，只见他按了免提键订车，莫名歇斯底里地喊破了嗓子：你好……Listen, 我不要军用吉普，不要皮萨快递，也不要救护车，我……我只要一辆正常的出租车——奔驰！奔驰！奔驰！奔驰！…… ”他绝望带血的狼嚎悲壮的在大厅盘旋。 只听到电话那边一声疑惑加恐慌的大喊：“Are you crazy!? Are you from IB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他崩溃了,我们笑瘫了。 窗外，温柔的夜色即将退去，又一个残忍的黎明即将到来。
April 14 复活节的礼物我决定，不管多忙，我会坚持一周写一篇的（如果点击和留言率太少，我就不敢再出来丢脸了， ）。BTW:换了一首安静的背景音乐，喜欢么？告诉我。
复活节的礼物
伊藤是我们组里除了我外唯一的亚洲脸孔的人，尽管是在美国长大的日裔，但长相和谈吐都颇像东京灰姑娘和白色巨塔里的唐泽寿明，很是有点谦谦君子的风度。他是Associate,比我早一周到London office。由他带我熟悉我们组的业务。他的故事很简单，和老婆在哈佛读书时的同学，毕业后加入了我们的New York Office,老婆加入了另一家投行；半年后，他relocate到了Tokyo office, 老婆则到了Paris Office。两年里两人隔得老远，没见过几面，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结婚仪式成了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实在腾不出时间结婚，他们就只好麻烦各自的Assistant不断的约时间，约了快一个月才找到合适的时间段。闭上眼睛能想象他们的Assistant联络的情节： “东京东京，这里是巴黎，下周四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点到8点能结婚么？” “巴黎巴黎，很玄啊，东京这里要作个pitch book（投行争客户时做的presentation），可能婚礼会迟到5个小时，不过东部时间下周五下午6点到7点可以结婚” “不行啊，早上这边有IPO 的briefing，可能到仪式到6点半就要离开，能说个“我愿意”就可以离开去机场么” “这样不好吧……能找个像唐泽寿明的人代替他去坚持完这1个小时的仪式么？”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干脆再找个像菜菜子的代替他GF,两个人调包计结婚吧……这两个临时演员我们现在就海选，咱们联系蒙牛吧，那公司就爱赞助这个……” ……（多么高效且Creative的Assistant啊！突然心寒的想起我的Assistant糊涂得到现在还要把我的名字拼错，如果以后要托她帮我这么约，非把我嫁到刚果的黑猩猩部落去不可） 最后他们还真的准时地出现在了在纽约举行的婚礼上。但婚礼的当天，一个飞回巴黎，一个飞回东京。可以想象，在纽约霓虹的夜空，两架热恋中的航班，闪着含泪的红眼睛，依依不舍的喃喃轰鸣，亦步亦趋，随影相形。一道残忍的飞行指令电波，突然让两架班机向巴黎、东京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180度的侧身分开。巡空扫描图上，能看到两个相思的亮点，忽隐忽现，渐行渐远…… 跟他曾经聊过选择这个行业的初衷。其实他出生于纽约一个中上产的医生家庭，家里并不指望他要挣多少钱，选择这一行纯粹是因为自己喜欢。他带着招牌的浅笑说：眼看着通过自己参与的并购咨询和公开发行，让有潜力的社会组成得到发展需要的资本，同时让社会的资本找到最能发挥自己潜力的场所，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Harmonization。既然工作是这样Exciting，就算这样的生活没有睡眠，也“It is worth doing so”。我强烈怀疑他学过麻醉心理学或至少组织过一年以上的邪教活动，否则固执的跟奶牛一样的我怎么会无缘无故的一听他的蛊惑就心潮澎湃、呼吸急促、两腮潮红，不准我加班到半夜3点我就眼神萎靡，浑身无力，暗自哭泣，仿佛失去了活着的意义…… 但夫妻长久的分开似乎真的不是办法。后来伊藤成功的升为Associate, 老婆大人则圆了在伦敦最有名的LBS读MBA的梦想。一般来说，这个MBA是给投行人士放放松的，以迎接毕业回去后的挑战。可他老婆并不是为了放松，她是想再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干一件工作时不能干的事情——生孩子。如果不生，恐怕以后的职业道路就再也不允许生孩子这样的“奢侈”行为了。听到这里我对这位伟大的女性有点肃然起敬，谁都知道她的那个商学院是欧洲数一数二苦的。可以想象，日益臃肿的形体，日渐无常的激素刺激，这样的奇女子该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孤零零的对付无数case study的折磨和通宵准备考试的压力。 就这样，临盆前夕的两周，她完成了重要的考试，父母飞来；临盆前一周，伊藤开始了London office三个月的relocation。真的是天道酬勤。伊藤本喜欢大家庭，最好多几个孩子，想要个帅气的儿子继承事业，又想要个可爱的女儿说说话捶捶背，可他自己都知道这是不现实的。可恰好，老婆怀上的是双胞胎，而且，一男，一女。看来，高效的投行生存方式甚至控制了受精卵恰到好处的发育。 预产期是周三晚上，连我自己都有点激动。可伊藤的表情似乎和平常一样。傍晚7点，伊藤在做最新的产业分析update; 8点半，教我怎么用一套分析软件；9点，吃饭；10点，继续产业报告，准备同即将上班的东京联系；凌晨1点，医院电话到来，正式进入待产期，他交待完悬疑事项，直奔医院……早上7点，回到办公室，给我发了一封email，母子平安。 早上陆陆续续的同事前来道贺，他礼貌的应着，眼睛却很少离开屏幕，把昨天拉下的工作补上。周五是Easter复活节，也是孩子们出生的第二天。算上复活节之后的公共假期，我想他终于能和新生的孩子们呆四天了，对全年每天早九晚二很少有周末的investment banker而言，这恐怕是很奢侈很及时的礼物了，可他却礼貌的告诉我，日本那边不过Easter,他现在在做东京的项目，一早还是要来上班。这位唐泽寿明先生还是那么风度翩翩的微笑着，眼眸如剔透的水晶般坚毅而纯净。 凌晨零点半，伊藤让我在这个时点回家，假期不用来了，作为给我的Easter礼物。我犹豫的收拾好东西，提着包和文件，在透明的办公室门前，却迟迟得迈不开步子。我转过身去，默默的看着伊藤安静的工作的背影…… 其实，伊藤，我也想给你一个Easter礼物——让我明天来上班吧，让我帮你完成你Easter要做的工作，这样你就可以早点安心在假期里休息了。请你和你可爱的儿女们，还有和你同样勇敢的妻子，抓住并珍惜这不容易的、人生最幸福的时刻……because there are so so many more things in life that are worth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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