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似乎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组织语言了，自我感觉有点粗糙，见谅见谅，以后会扩展修改一下。这一篇其实不仅仅是二号女生，更是一个团体，希望失去联系的以前星星擂台的同学能够看到并联系上。 

二号女生

不知还有谁能记得住“星星擂台”全国高中生电视百科知识竞赛？96年起它在全国播出，来自京、沪、广东、四川和辽宁5省市的高中生们，一轮一轮被变态的数理化生物天文历史之类的题折磨，通过周赛，月赛，再到最后的决赛。

高二那年我很无辜的被我的高中派去参加98年那季“星星擂台”。接到这消息时吓得差点大小便失禁，因为我当时理科试验班的同班同学All Wrong，已经在97赛季代表我们省参加了比赛，拿到了总决赛的季军。所以这次学校下命令，决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可是All Wrong同学从小就是数理化神童级的人物，我打死都不能跟他比的阿。一想到这个，就失眠的厉害。

然后就是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到了北京；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各个省市的高中生佼佼者们。我发现他们都爱博览群书，独立思考，尽管才高二，都有了初步的人生目标。记得当时上海的小汪告诉我，他正在看当时还不普及的Delphi编程语言，想成为一个划时代的电脑工程师；张哥三句不离生物和遗传，立志要成为一名生命科学家，还要成立一家跨国生物医药企业；小樊，这个军人的后代，立志成投身于高科技国防事业；帅姐，想和她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最顶尖的医生。

相比之下，我就是个自由散漫的爱读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闲书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太明确的人生目标，虽然间歇性的会做白日梦般想成为萨特或斯蒂芬茨威格那样的作家（现在看来，作个穷讲师，或类似于写Sex and the City这样的Columnist补贴家用更符合我当前的职业梦想……）。本来一直忧心忡忡自己的准备不够充分，做梦都在看题，现在看到了这鸿沟般的差距，很快心态就放平了，知道外面的世界比输赢更重要。

然后，我们遇到了二号女生。我们都很惊讶她也是比赛选手，因为在演播大厅里，她的容貌、气质和谈吐，丝毫不比北京电视台的女主持逊色。而且都觉得很眼熟，原来她就是当时一个风靡全国的中学生刊物的封面人物。更意外的是，大家都是来自闻名全国的名牌高中，而她，来自于一个尽管也是很有名的师范学校，但却是不能参加高考的。她比我们都大，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本来成绩一直不错的她不愿意给家里添负担，便拼尽全力考上了他们省里最有名的公费师范，演讲，钢琴，主持和绘画都是自学的，已经小有名气。她的梦想，是家里没有负担的时候，去国外读大学，成为另一个杨澜，有一个自己的电视节目。我听着她的传奇经历，很是佩服。但同时也有点隐隐的担心，她没有学过理科方面的东西，而在这个比赛里是致命的啊。

在北京电视台演播大厅，首先是录的是二号女生他们第一组的周赛，而我在第二组。当时我们即将比赛的选手都和观众坐在一起。闻着摄影棚特有的橡胶味道，我的心开始紧张的作钟摆运动。当时我们一直看好他们组的小肖，他绝对是个百科全书，而且人还帅（之后他在清华竞争惨烈的男女比例20：1的某专业里成了当仁不让的头号班草）。第一轮常规题，他顺利的答出了显隐性的遗传题和柴科夫斯基的音乐辨识题，而二号女生不是很走运，抽到了白矮星的天文题和海底火山成型题，都没有答对。

然后是抢答题。二号女生抢到了一道希腊历史题和中国民族乐器题，名次到了第二。到了中段，突然有了一道很怪的题。当时的场景是一个燃烧的蜡烛，被一个有特殊角度的玻璃板挡着，问吹烛者在一定的角度限制之下，该怎么吹才能把蜡烛吹灭。当时全场观众开始骚动起来。是啊，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谁都觉得这容易得不能再容易，闭眼一吹就了事了；可现在，在足足3亿的电视观众面前，又是在答不对就扣分的抢答环节，谁敢不假思索的冒这个险呢？万一有高深的trick在里面呢？观众席上我的脑子里已经开始计算角度了，数学天才小汪抿抿嘴，已经迅速的拿纸打草稿了，张哥双目圆睁，好像都已经有答案了……

就在这时，一声清脆的抢答铃声响起来了，我一看，是二号女生！正在我怀疑她是不是错按了铃时，她已经离开自己比赛的站台，径直走向了蜡烛，站定了，深呼吸一把，按照要求的角度重重一吹，蜡烛奇迹般的应声而灭。在我们的困惑中，观众席上忽然掌声雷动，二号女生赢得了关键的10分，追平了小肖。虽然在最后的风险题环节，二号女生还是惜败给了他，但是，对一个文科师范生而言，第二名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

下一组就该是我了。二号女生一脸欣慰的笑容径直走向了我们。祝贺过后，我很好奇地问她：你真的是把角度计算出来才吹的么？她自信的一笑，说：不，我算不出来。但我想，既然在日常生活里人人都敢试试，为什么比赛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呢？机会从来不会送上门，我要自己去碰。

她还是那么沉稳的说着，我的思维有一种被点燃的感觉：对啊，从小我们就被灌输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大脑，所以一辈子都在战战兢兢的准备着，就怕未来为了突然到来的机遇而手忙脚乱；可什么时候才叫真的准备完毕？没有！永远没有100%的准备完毕！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换一个角度，主动地倒过去寻找，去挑战“机遇”本身呢？就像这比赛，与其老忧心忡忡还有哪些书没看完，还不如就勇于按下按钮，逼自己去思考、去回答；人生又何尝不是呢，与其老借口说自己能力不够无法胜任，不如就勇于说no problem，逼自己去grow up、去竞争……

她的话让我神奇般的进入了“圣战”的状态。半小时后，我们这一组周赛开始正式开始。我们这组有小樊同志和帅姐，都是非常让人敬佩的对手。几千瓦舞台的灯光烤得我汗水直滴，我眼前是黑压压的观众群和三台坦克般的摄像机。但我心里从来没有这么平静。常规题，我答对了萨特和加谬的在存在主义上的区别和神经系统的分布，暂时第一；抢答题快结束时，小樊拿出了军人的气势，抢到了古典音乐和名画辨识，我落到第二。最后一道抢答题，是一道有趣的动手题，给了我们一个长方体的装满水的容器的长宽高，让我们留下水的几分之几，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想也没想，就直接抢答了，在走向容器的10米路程中，我的脑细胞经历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燃烧过程，就在短短的几秒里得到了答案，我也拿到了关键的十分，和小樊并列第一。

最后的风险题，我再次走出了冒险的一步，想也没想，就直接选了风险最大的50分题，抽到了齿鲸和须鲸类的一套组题，正是我拿手的生物题。当主持人旭东告诉我全部回答正确，紫星获胜的时候时，不记得佩戴紫色星星的我自己根本没缓过神来，全场掌声雷动，三个炮台一样的摄像机突然全转向我，我才知道，我是周冠军……

小汪在下一场也得了周冠军。散场后我们在观众群里找到了她，她很有风度的微笑着祝贺我们。可我忘了告诉她，正是她的人生态度，瞬间改变了我的比赛，甚至将改变我的人生。在随后的月赛上，我第二，小汪第三；月赛附加赛上，我还是第二，尽管最后总排名第六，没能进入前五的总决赛，也没能超过同班All Wrong总排名第三的成绩，但我知道，这是我最好的结果。而且，一个新的主动创造机遇的人生态度，从此时，慢慢的成型，生长。

上飞机回家前，我们几个省市的选手都互通了联系方式，但那时互联网还没有什么普及，大家都留下的是学校的地址。我给她寄去了我攒了一年的《演讲与口才》，她回寄了我们所有选手在故宫的合照。毕业之后，就失去了联系……

8年过去了，我们都长大了。小汪后来考上了复旦计算机系，果真用Delphi语言发明了Winamp上的歌词显示系统，现在美国读博；张哥后来成了高考省状元，从北大生物到耶鲁生命科学PhD，正逐步实现当年生命科学家+企业家的理想；帅姐现在是协和医科大学的博士，即将成为和她的父亲一样的最顶尖的胸外医生；小樊考入了中国最好的陆军学院，要成为最帅的科技骨干；……而失去联系的她呢？是不是正在为自己杨澜第二的梦想奋斗着？是否还能记得住我们这帮萍水相逢相互鼓劲的朋友们？……

去年九月回国办完事，我打的到机场准备回伦敦。车遇红灯停了一会儿，窗外，我无意看到了报栏上的一期广播类的杂志，封面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脸孔和大标题的访谈。当车发动时，我才猛然想起来，这不就是二号女生么？还是那么有春风般笑意的名字，还是那么坚定而又自信的眼神。她又成了封面人物！她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栏目？我激动得猜着，仿佛又成了当年16岁的高二小孩儿。

车行驶在了初秋的北京高速公路上，我疲惫的瘫在后座,而记忆还在止不住的燃烧着……这个节目后来改名为三星智力快车，成为北京电视台的经典节目；主持人旭东从当年一个才毕业的青涩大学生成了如今北京电视台的台柱；而我们短暂相聚后，天各一方……

氤氲的雾气悄悄染透了我的镜片，朦胧中，高速路旁的杨树林，在北京秋天阳光里渐渐模糊、远退；暖暖的树影，在膝前潺潺的流动着，如斑驳的回忆般转瞬而逝。回顾那段岁月，我突然意识到，一帮五湖四海的高中生们，恰好在理想萌动的季节，在这个“加油站”，互相影响，互相鼓励；这短暂的聚会，受益终身。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过联系，大家都怀着早年的信念，正在不同的大洲，不同的行业，打拼实现着自己当年无限憧憬的梦想。我只想说：

各位，珍重！

Life is short, let's keep moving on!

那些女生教我的事（系列）

我想写一个“那些女生教我的事”和“那些男生教我的事”的系列，学学蔡康永的格式，用编号来匿名代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女生和男生。所谓“教我”，不仅仅是给过我感悟和帮助，能让我感动，能让我记住，就是教我。大家看看喜不喜欢吧。

一号女生

第一次知道她的存在时，大一军训刚过。我当时很撞狗屎运的在大一学生会当个官，为了政绩办了一个新时代青年军训汇报这类老掉牙的征文比赛。记得当时带着他们学习部审初稿，笑得死去活来。征文有赞美猪食般的馒头和榨菜的；有绝望表达对军队洗衣妹暗恋的；还有深刻剖析教官变态虐待欲望根源，并哭喊着还想再要一次的；还有干脆讲自己半夜和军队班长出来偷瓜，最后升华到军民一家亲的……

她文章的出现，狠狠的震撼了我们。她的主题是教官们的命运，说他们是被时代遗忘的蒲公英，虽被风漫无边际的吹着，但一旦扎下根来就是社会的重心所在。最后我们选送到了中文系的教授评审团，不出意料的，她得了第一名。

第二次是学校的一次民间演奏会。那是一个有了凉风的初秋夜，硕大的月亮被夹在了两栋宿舍楼间。月亮下，是楼间篮球场上临时搭的舞台。那天乱哄哄的，放眼望去全是拖鞋和白背心的新鲜人，空气里揉着饭香和开水房的味道。大家在忙不迭跌的借机找寝室联谊，攀老乡关系。

只记得几首不知所谓的摇滚后，一个恬静的短发女生一袭白衣的登台了，手里是一把吉他。我以为她要演奏民谣，没想到她演奏的是古典吉他。明月清风中，喧闹的篮球场上鸦雀无声，这流水般的琴声恰到好处的安抚了大一的浮躁和迷茫。随后大家喧闹如初。她默默的收拾好吉他，把头发缕到耳后，消失在了人群中，仿佛就从没来过。 

第三次，我已经通过别人知道了征文冠军和古典吉他家是同一个人了，所以在学校演讲团的训练时见到她，一点都不惊讶。当时我学生会外还兼带辩论队，很想四处挖人（所以演讲团长见到我就像带鸡崽儿的老母鸡见到了鹰），就满怀自信的过去问她想不想加入，没想到她当场拒绝了。她说，辩论是为了说服别人，演讲是为了感动自己，还不假思索用了好几个排比句来表明演讲比辩论高不知几个层次，所以就算了。 

我被据的一愣一愣的，咬牙切齿的有种上当的感觉，原以为她文静内秀，超凡脱俗，现在看来，旁征博引，避重就轻，偷换概念，就是个典型aggressive的辩手嘛，哼哼。后来才知道，她是辩论腻了,想换换口味了。后来发现她还在学生会隔壁的广播台作他们专业的节目，后来校园歌手大赛我们在预赛时一先一后进的复赛，也都有去北图的习惯，社交圈也重叠的太多，一来二去，我们开始成了好朋友。

你知道吗，你有一个大问题！她会这样习惯性的训斥我。比如，吃饭的时候，她会突然说：你太霸道了，太aggressive了，这对学生会工作是不好的。

为什么？我轻挑一边眉毛表示不屑，嘴里塞满了饭也能不阻止我反击，心想你也没比我好多少。当时学生会正在办一台节目，我是策划、主持、兼跑龙套，还吃力不讨好，火气正大；辩论队下周要和兄弟院校厮杀，我还没时间组织训练。

她胸有成竹的放下筷子，开始进攻：所谓的领导者，不是有多牛，什么都包办的，更不是让大家被你颐指气使的，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很多，最后都身首异地……

OK，OK，跳过这个……这是我最怕的，她能从女娲补天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会把饭喷出来的。

她继续的在人声鼎沸的食堂里进入了她旁若无人的演讲状态：真正的领导者不见得要很牛很强，但他一定是一个凝聚力很强很nice的人，能让比他强的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工作，而他本人负责的是对外和对内的协调。这种职责的下放和重新分工，能表明对伙伴的信任，同时对他本人也是一个解脱。我就不拿你举例了，你就是个活生生的累死自己还不讨好的角色……

哼哼……我沉默了，像原本神气活现的蒲公英遇到了强台风。这是一直嚣张的18岁的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同龄人的建议，而可怕的是，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的正确，砸在我的心坎。

从此之后，我开始学会如何调动团队的潜力，如何权衡的分配职责。我组织的各种比赛和活动，每次都少不了她的建议，她成了我大一最好的良师益友。大一结束后，我们从偏远的大一分部搬回学校本部。尽管这个破破烂烂的分部实在让人难以留恋，但离开这里的那一刻，我能体会到我的成长，并更有信心继续在学生会和辩论队拼下去。可谁也没料到的是，我的生活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

大一暑假，我的师姐帮我报了新东方的托福班。其实本没有更多的想法，只是想练练英语。但去了之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极具蛊惑的新东方老师的全奖宣言，作名校PhD 做 faculty 的光明未来……我迅速报了来年5月份的托福，开始准备了。后来，在众人的惊讶眼光中，我像着了魔般迅速的辞去了从学生会到社团的所有活动，包括心爱的辩论队，因为我发现学生工作和未来申请学校冲突很大，而且申请需要很高的GRE, TSE, GPA和Paper，这是一项艰难的长期工程，我不想有任何闪失。

她非常好奇我的经历，也报了一个冬季班想试试。虽然我已经上过了，但还想再考前熟悉一下，就跟着她去新东方蹭课，往往是她先进去，然后把卡扔给我，我再溜进去。我再次进入了狂热的新东方状态，而她却没我想象的激动。

喂！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天上完课，她终于皱着眉头发话了。

嗯，什么？我很意外，大一之后她就很少说这句招牌警语了。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校，这就是个邪教！她的语气不像是开玩笑。

为什么？我的心戈登了一下。

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你不该这么早的就定下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适合学术，适合出国，就把学生会的全辞了，把自己的所有后路统统都断掉……一旦你失败了，你就一无所有了！她语气从平缓到急促，好像这是件很严重的事。

这不就是绝望中寻找希望么？我有点无助，只好拿新东方的校训来硬撑；也有点生气，觉得不被理解。

那是你自己逼自己到绝望的，不是生活本身。你才大二，有这么多精彩的生活，就甘心把自己囚禁起来，追求一个很不确定的人生目标？她又进入了铿锵有力的演讲状态，但这原本该是天籁般的福音，第一次，听上去那么陌生。

哼哼……我再次沉默了。我承认我的心真的有那么一刻有点动摇。但我已经不是大一的小孩儿了，我固执的想要继续我的想法。

不管选择怎样，我还是支持你。拿个高分奖，去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吧！她双眼决然的重新聚焦到黑板，微昂额头，紧蹙的眉宇渐渐舒展开来，恢复了优雅的但有丝勉强的微笑，仿佛这个谈话从来没发生过。

从那一刻起，我们都开始了微妙的变化。我开始疯狂的背词，认真专业学习，周日自己去北图看外文期刊阅览室的经济学期刊，在心里，我的未来已经完全跟这个还有点遥不可及的学术理想渐渐捆绑起来了。而她在团委和社团担任了更高级别的工作，忙得昏天黑地。我和她的联络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一联络，也是她抱怨团委人际关系复杂，赞助难拉，而我抱怨单词易忘，模考艰难。以前战无不胜的组合，现在心里都能感到默契在流失。

托福成绩下来了，考的出人意料的高，这个分数真的让我随后拿到了新东方的托福总分奖和单项奖两个奖，我也在颁奖会上因此看到了校长俞敏洪，看着他光亮的额头，我默默的想：就算是邪教吧，我也拼了全力当了个好教徒了。

然后我进入了GRE的地狱般的准备状态。我已经在校园蒸发了，室友开玩笑说碰到我的几率比碰到戴相龙项怀诚还小。后来得知她也报了GRE和LSAT，她为什么也要考呢？我不得而知，也没有时间知道。但我担心的是，她的团委和社团工作让她没有时间准备这个浩大的工程。我请了一个月的假，在家里安心备考。这个备考过程恐怕能写一本书了，现在想起来，真是让我的父母承担了很多的压力。到了后期，我免疫系统几乎已经崩溃了。考前的两三天，我在医院做了一个脓包手术；后来扁桃体也开始化脓了，于是发烧又送回了医院，但一打完吊瓶就得马上飞回北京考试。虚弱的躺在飞机上，忍住伤口和喉咙的剧痛，我想，作为无可救药的教徒，这就叫绝望中寻找希望吧。

而她比我先两天考，本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备考，可找了很久也找不到。我恰好知道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她的朋友，正好有房间可以暂住，就把消息转告给了她。虽然这样，她还是没有考好。在这她最需要支持的时候，还在住院的我连一个安慰的电话都没有来得及打。而考完之后，她，和他，很自然的走到了一起。

GRE的成绩高得让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看到屏幕上的分数，牙关紧咬了两个多小时的我霎然泪流满面，不仅仅是伤口已经疼得让我不能起身，不仅仅终于可以让父母宽心了，我同时在感慨：为了这一个梦想，我牺牲了多少？还将牺牲多少？我不得而知。就像穿上了传说中的红舞鞋，不穿则已，一穿就要舞蹈一生，直至呕血而死。

不出意料的，我再次赢得了新东方的GRE总分奖和单项奖两个奖，我再次在颁奖典礼上见到了俞敏洪。他的额头愈加光亮，当时因为新东方改制的事情他看上去尤其憔悴，他告诉我，我的考试没问题，GPA也很高，现在就剩Paper这一项了，好好加油……我默默地看着他，心里默默地说：你先让你自己穿上了红舞鞋，后又让我们穿上了它，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脱下它呢？

我又开始了发Paper的艰难历程，已经没有人在校园里见到过我。整整半年，从酷暑到寒冬，我租了一个小屋子，骑着一个破烂自行车，在北京各个图书馆和各个高校来回奔波，做数据，写paper。我的商学院的院长更是不吝给了很多修改和建议。截止到毕业，我在全国核心经济类期刊上发表了4篇文章，从博弈论到国际贸易。我也因此囊括了学校里一个本科生能得到的所有学术奖学金。

而我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当得知拿到牛津奖学金后，我第一个就想告诉她，她当年无心的鼓励竟成了现实，可当拨下她以前的手机号，已经是空荡荡的“此号不存在”。渐渐的从朋友口里知道她放弃了LSAT的考试，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留在了北京。她和男朋友进展也很顺利，在我飞赴牛津的前夕，听说他们已经订婚了，在东方广场买了一套昂贵的纯白的礼服，不知道在真正的婚礼上，该是多么的耀眼阿。

时到今日，除了那双新东方赠与的、自己自愿穿上的红舞鞋，我还是一无所有。从北京，到牛津，再到伦敦，我已经停不住自己的步伐，我的未来正在连我自己都无法控制地肆意延伸。我不知道这条路是对还是错，也不知道下一站是在天涯何处。我想说，我会努力让生命的舞蹈继续，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更想说，感谢她在我们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出现，教我明白了人生的无限潜力和无限可能。

但我仍固执的牵挂着多年前的另一身也是白色的但并不昂贵的衣服；我也牢牢记住了短暂青春一幕不可磨灭的画面……我们的18岁那年，清风徐徐的月光中，闹哄哄的两栋宿舍楼间，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一个典雅的一袭白衣的女孩儿正绽放着女神般的光芒。她清澈的大眼睛是那么恬静，她浅笑的嘴角是那么自信……她柔柔的环视着渐渐安静的观众，淡淡的把头发缕到耳后，手指灵巧的轻拂着吉他，流水般的琴声月光般倾泻大地……一个也许会美好但完全未知的明天，就这样，在这个被琴声感动的少年面前，徐徐展开 ……

已考完，浑身被淘空了一样。可惜没法休息，又要上班了。请考试假这一周拉了太多工作，又要开始没日没夜了。谢谢大家鼓励，有话就留言。

风中芦苇

每天上班我习惯点Canary Wharf一家香港中餐馆的外卖。一般先用独家专利的model，乐此不疲的计算出在公司budget以下的当天心情允许的各种菜的组合，提前15分钟打电话过去，然后走路去取。每天都有位不同的waiter/waitress把打包好的菜给我，久而久之，我几乎已经点过了那里所有的菜，也认识了那里所有的waiter/waitress，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幅新脸孔的waitress。

你是四川人把？那个小女孩儿先发问，一幅很机灵，却又怯生生的样子，估计是打工的学生，听口音有点淡淡地Cantonese，但不重。

嗯，是啊，成都的，你怎么知道？我一惊，饶有兴趣的问。

你每天点的都是些川菜系列的阿，长的也像四川人。她有点得意地说。

哼哼，你们的川菜可是一点都不辣，顶多是挂个川菜牌子而已了。我忍了忍，本还想哭着喊着抱怨一下每天光顾居然不打折的违反国际菜道主义的骇人发指的行为。

我也是在成都出生的，四岁去的香港。她轻轻地说，埋头有点不熟练的在用刷卡机。

哦，老乡嗦！我心里一震，下意识的用成都话。她笑了，似乎听懂了，但没有回话。算了，我释然的笑了，她这么小就离开了，大概是忘了成都话该怎么讲了。我帮她调整好我的信用卡，继续又试了一次。

结账完毕，本以为可以走了。等一下！她突然用有点走调的成都话喊了一句。她拿着附送的辣酱盒子转身跑进厨房，然后还给了我，我一看，辣酱多了一倍。大家会心一笑。

走回去的路上，突然有点感慨．父母是成都人，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文革开始后，便被支边发配到一个偏远川南的国家军工企业，他们的同事也是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父母中年得子，我从幼儿园起就说普通话，吃各地菜，和不同省市的后代们做同学；只有回家，才能说成都话，吃川菜。小学快读完的时候父母调回了成都，尽管因为政策原因没能回到以前的市中心，去了一个卫星区，但好歹离开了与世隔绝的深山，回到了现代社会。可一上学，我却突然发现听不太懂同学在说什么——原来父母教我的母语，是他们当年读书时的成都话，和我当时周围人说的现代成都话已经整整30年的差距了。我，荣幸的成了语言学上的活化石。于是我在12岁那年，进入了update母语的状态，……就闭眼想象一下要联网去update一个30年前的诺顿杀毒软件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吧。而她说的成都话是多久年前的呢？她还有机会update么？而我6年前的成都话，是不是也该update了呢？ 

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我一共在成都读书呆了近6年。这六年中，一直有种在漂泊的局外人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频繁的搬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全家都不会麻将不会打牌和典型的成都“闲”文化格格不入，我想，可能从小就是一种变动的环境中长大，这种父母教予的这种局外人心态，能minimize环境变化的给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吧。突然想起高尔斯华绥在里程碑《福尔赛世家》里说的：“其实我们都是芦苇，而命运是风”，既然命运如此强大，干脆风怎么吹，就怎么飘吧。

但有一点，恐怕那个小孩儿要失望了，我其实已经不能吃辣的了，每次他们赠送的辣酱都被我直接仍掉了。首要原因，是我恼人的鼻子上的痘痘，一丁点辣椒就会让鼻子红得可以当照明设备；还有，因为从小就吃的是母亲温和派的川菜，而且在北京读书四年，KP一年，牛津一年，我已经很久没真正的系统的吃过川菜了。在伦敦吃过不多的几次正宗川菜，同去的四川老乡在嫌口味不够劲爆时，诧异的看着我被辣的上窜下跳，口吐白沫，死去活来。而Canary Wharf这家馆子，有四川字样的菜名，却没有真正的辣味，正符合我可怜的扭曲的作为川人的归属和认同……（不要可怜我！！！）

以后的几天都是她帮我把菜打包，我们用成都话渐渐的也聊了一些。她果然是个学生，幼年离开成都前，居然一直生活在我父亲的那所大学校园里。她脑海里的成都是10多年前的样子了，浑浑的府南河，全是荷塘的大学校园；而我脑海里的成都，是6年前离开的样子，我告诉他府南河早就改造了，以前的那所大学还是没变，荷塘还是那么美。她的眼睛里能看到一种对遥远过去的重温和眷恋，她也想找到自己的过去和曾经的归属么？而我也有点惊讶于我这个非市中区的局外人居然还真的知道这么多成都的事情，似乎第一次有了曾经归属过一个地方的感觉。

一天中午，打电话订了菜后，本以为马上就能去拿，可临时MD有份ppt要改，等我跑出办公室时，已经是两个小时后了。那几天的伦敦刮起了我从没见过的大风，艰难的一步步挪向餐馆的时候仿佛要把我刮走。等我好不容易到了餐馆，发现换回了以前的那个waitor。他告诉我，那个女孩儿要考试了，从今天下午起不再来打工了，他还告诉我，她本给我准备好打包的菜，一直等了一个小时，但还是没有等到我。我像被重重的一拳突然打懵了。打开包，除了菜，还有比平时多了两三倍的辣酱，填满了整整的整整的一盒子。

我的心在慢慢的下沉。虽然我暗暗的告诫自己，作为一个职业的局外人，不该为这些生活中的小变动而感伤，可我发现这一次却是那么的难。伴着这些菜，我闭着眼，狠狠地吃完了那整整一盒的辣酱，尽管被辣的呛声不断，涕泪横流。但这又能怎样？通过这种方式，真的能找到我的过去，找到我自己么？……

然后，我开始拉肚子，伴着低烧，持续了两天；鼻子不出意料的开始疯狂长包。我于是固执的不愿意再去那餐馆了，又开始托同事买饭，重温意大利通心粉和印度烤饼了。一天中午在楼下和同事goodbye后，我发现我下意识走上了通往那个中餐馆的小道。为什么会还想去那里呢？可是，难道还要继续味同嚼蜡的通心粉么？难道还要忍着难以下咽的咖喱么？

Canary Wharf的大风还是在耳边呼呼的叫嚣着，我艰难的在风中平衡着身体，难以顺畅地呼吸，十指紧紧扣住随时能飞走的文件包和衣服，领带飘打着我的眼镜，视野一片模糊。内心有一个声音呼啸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从哪里去？我曾属于哪里？我能属于哪里？我会属于哪里？……我缓缓的停步,感觉像在命运狂风中挣扎的芦苇；靠在风口，大脑一片空白……这一次我是真的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